发布时间:2008-12-21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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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从父母、长辈珍藏的一些东西和描述中,我们感受到,从使用粮票、“大团结”到现在各式各样的银行卡,从骑大金鹿、摩托车到现在的私家车、新式巴士,从观看黑白电视机到液晶纯平等离子,消费市场的繁荣和变化,体现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说起来,大家都不否认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至于提高了多少,大多数市民都没有算过这个细账。然而,市民蒋永强和他的弟弟蒋永刚却依然能够清晰地记得几十年前的烟钱、菜价等等,他们的心中有个清晰的账本。 结婚礼金从送实物到送钱 1974年,20岁的蒋永强参加工作,由于是在铁道工作,当时的工资收入还算不错。1979年,蒋永强娶了一位杭州姑娘。“那时候都流行旅行结婚,婚礼不像现在这样大操大办。方式也很简单,到单位开个证明,领了证就算结婚了。”蒋永强回忆,当时没有什么婚纱照之类的东西,他和妻子在杭州游玩了几天,照了几张旅游照算是结婚见证。回单位后,给同事们发两包喜糖,把这件喜事告诉同事就完了。 “那时候一包喜糖里有8颗糖两根烟。”蒋永强清楚地记得,在那个要凭票购物的年代,结婚时所需的香烟,还要向同事们讨要烟票,凑起来才够。那时也不兴送结婚礼金,“那时候,几个同事凑分子送个脸盆、暖瓶或是几只茶杯,算是很体面了,这也只是很要好的同事会送,关系一般的就不送礼了。” 两人送一把价值5元钱的开水壶,四五人合送一床价值10元左右的被面,如果是送四五十元钱的毛毯,凑分子的人就更多了。而80年代初,结婚送礼,人们已开始逐渐以送钱为主了。 到了80年代,蒋永强的弟弟——22岁的蒋永刚结婚了。在蒋永刚收礼的账本里,他清楚地记着,当时收到最高的礼金是100元。“那些都是从小一起读书到大的同学送的,关系非常铁。那时候送100元钱,真是不得了,后来我都是翻倍还给他们的。”蒋永刚说,1986年前后,人们结婚送礼,送个三五十元已很不错,当时送10元钱很普遍。由于蒋永刚结婚较早,等他的一些同学结婚时,时间一晃已到了90年代。那时,结婚送礼的礼金也跟着水涨船高。“我给同学的还礼,最少的也要200元,多的有500元,那时候,礼金每两年就一个价。” 到如今,结婚送礼大家约定俗成,关系一般的同事200元,关系稍好的一人300元,两人500元,一家800元,关系密切的朋友上千元,直系亲属上万元。如今人们钱是越赚越多了,结婚也讲究排场,摆酒席开始在饭馆,如今都在高级宾馆,结婚的礼金也随着经济发展一路攀升。 吃块大排就有人说不知节俭 “我是1981年进的义乌化肥厂,以前厂里的食堂有大排,很厚实的那一种,卖一毛三分钱,当时我都是趁夜班时偷偷打一份大排和一份两分钱的青菜来吃,如果被老工人看到,就该说我不知节俭了。”蒋永刚告诉记者,当时的肉价是6角5分一斤,还要凭票供应,普通人家都把肉票藏到月底,给全家人买点肉增加一些营养,或是来客人时买一点,平时根本舍不得吃。在厂里,工人们基本上都是打几分钱一份的蔬菜,因此,厂里的老工人见到年轻人买大排吃,就觉得年轻人不知节约,骂他们是“末代”。“其实,这么贵的大排,我们也舍不得吃,一年也没能吃上几回。” 蒋永刚进化肥厂时,每月工资是17元,还有7元3角的保健费,因此他只把厂里发给他的保健费当每个月的生活费,工资全部上缴给母亲。蒋永刚工作很勤奋,在他20岁时,就当上了班长,管理着100多号工人。后来,蒋永刚还被评上了先进,除了有“先进工作者”的奖状,物质奖励是工厂给他一斤肉和两斤馒头。“我把这些东西拎回家时,母亲开心得不得了,逢人就说自己的儿子能干。”蒋永刚说,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能有这样实质性的奖励,比现在发奖金都开心。 蒋永强也记得当时的蔬菜价格,他说,义乌的菜市场还在绣湖大安寺塔附近时,那时的藕4分钱一斤。他曾去菜市场做小生意,等生意结束时,他赚来的钱全部用来买藕,一共买了一百多斤挑回家。“那时候,没有冰箱保存这么多藕,我就想办法把所有的藕煮起来,之后切成片晒成藕干,等以后再煮起来吃时,一样非常好吃。”蒋永强家做的藕干,还送了很多人。“那时候菜的花样哪有现在这么多,大家都是捧着饭碗出门吃饭,每个人碗里有什么菜,大家一起分享,这样菜就多了。” 如今,蒋永强退休在家,也经常烧饭做菜。在吃腻了大鱼大肉后,青菜、丝瓜这些在以前吃厌了的蔬菜,现在却更受欢迎。 时装、高级手表成了朋友相亲时的道具 1979年,蒋永强攒了一年多的工资,花240元买了日本精工社的一款手表,之后他的手腕成了单位很多职工关注的焦点。“那只手表是双日历,全自动的,亮出去非常有派头。”正是这款有“派头”的手表,让蒋永强给很多年轻的男同事赚足了面子。蒋永强说,很多男同事在和女朋友约会时,经常会向他借手表戴。“有时候,他们戴在手上,袖子把手表遮住了,还有人故意把袖子撩上去,让别人注意到手表。”有意思的是,蒋永强借给一位姓樊的同事手表之后,在这位同事结婚当天,见他戴的不是原先那种款式时,新娘子就追问新郎:“以前约会时,那块有双日历、全自动的手表哪里去了?”新郎只好招认,那块手表是向同事借的! 与手表一样,蒋永强的衣服,也经常被年轻的小伙子借去约会用。蒋永强曾有一件两面穿的衣服,就被二三十位小伙子借去过。“那件衣服是在上海买的,藏青色,两面都好穿,花了13元7角钱。”蒋永刚穿着这件衣服到昆明玩时,还有很多人询问他是在哪买的。“那时候,大家穿的都是蓝黑灰的颜色,藏青色很少见。”七八十年代的颜色不多,蒋永强记得,他以前曾托人从上海带回一件蓝色的确良衬衣,就成了单位的时尚人物。“那时的衬衣都是白色的,的确良很难染颜色,所以蓝色的衬衣很少见。这件衬衣就比白色的衬衣要贵几块钱,我买来的时候是11元3角。” “那时候,哪有现在这么多颜色和款式选择啊,1983年时,我穿了一件红格子的衬衣出去,还被人说成流氓呢。”蒋永刚说,在那个年代,过于鲜艳的穿着,人们就认为是出格了。“我在1983年买的那件澳毛呢大衣,现在穿出去,一点也不过时。”蒋永强说,这是他买的第一件进口大衣,在杭州的商场买的,当时已取消了布票,他花了247元。“80年代虽然衣服不多,不过衣服的式样和以前比起来,变化了不少。几年之后,我的衣服就基本上没有借出去的机会了,大家选择衣服的颜色和款式多了起来,都会自己打扮了。”(黄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