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2-11-28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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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倒回上世纪90年代。 此时,与敲糖帮一脉相承发展起来的中国小商品城,以买全国货、卖全国货的经营特色,成为万商云集、名副其实的“华夏第一市”。与其相得益彰的义乌联托运市场,亦以便捷、及时、廉价、安全的“义乌特色”,源源不断地将各类货物直接运抵全国除台湾地区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的140个大中城市,开通了汽车直达和铁路、航空中转等联托运处115家,日发货量逾24万吨,足以称得上让敢为人先的义乌人大展身手的大舞台。 不用讳言,联托运行业同时又是个环节多、涉及面广、技术含量高、流动性广、高利润与高风险并存的行业。正如一位联托运女老板所言,一车货发出去,日夜都要为之提心吊胆。车走四方,货运四方,山高路远,酷暑严寒、坡塌地陷,有时还会碰上骗货的骗子和打劫的劫匪,天灾人祸,随时随地都会威胁到人、车、货的安全,一出事,联托运老板一扔就是几十万,乃至上百万。正是这高风险,让不少眼馋高利润的人望而却步。可事儿就这么怪,义乌就有这么一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经营者:贾安澜、叶金善……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么一个“财源广进”、同时又“栉风沐雨”的群体中,竟有不少还是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呢!那个直言风险、斯斯文文、踏踏实实干着风险行业的北京托运处经营者就是其中的一位,她叫王苏莲。 开辟义乌—北京货运直通道 怎么看,王苏莲都是个年轻、美貌、有文化的玲珑人。 她的青少年时代是随着当水电工人的父亲在漂泊中度过的,忽而在义乌,忽而在江山,职业和岗位亦不断转换。她当过农民、工人、营业员、统计员,人生的最佳位置似乎就是干联托运了。 1991年,王苏莲承包了北京托运处后,深知拓展联托运业务必须率先拓展小商品市场。为此,她多次进京搞调查、探行情,并把有关信息及时反馈给客商:北京人消费层次高,较倾向香港、广州的新潮服装。由于部分义乌商人不了解这行情,盲目进货,把一些价廉质低的服装源源不断地运进北京,目前已造成积压,亏了本。 为了帮助义乌商人尽快走出经营低谷,占领北京市场,她一边帮义乌商人物色北京人喜欢的抢手货,一边不惜花费巨资并自己动手撰写广告词,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中央电视台连续刊登广告。为加大宣传力度,她还亲自动手设计宣传卡片,分别写上服务宗旨、联系人、联系电话和天外天、天意等市场的规模、功能和发展远景……并将其一一送到北京的商店、商场,乃至柜台和摊位,先后赠送了10万张。 随着义乌的衬衫、头饰、玩具等制品源源不断打入北京市场,北京托运处的业务也随之兴旺、红火起来。第二年就上交承包款13万元,代扣税19万元,营业税6.4万元,在所有新开点中名列前茅。 王苏莲并不满足业已拿到的这份成绩单,而是更注重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凡客商在义乌交她托运的货物,都能在48小时内如期送达北京。不但做到快捷,而且做到安全。在她经营北京托运处期间,从未发生过任何重大事故;同时还做到合理收费,有时甚至不收费。在北京——通县联托运线点未开通前,北京托运处主动承担了该点的运输业务。从1992年11月直到1994年5月义乌市政府下文开通义乌至通县线点止,每隔5天,就免费运一次货,尽管有时只有4—5个包,得大亏本,也从不间断。 说她斯文一点也不假,她一向礼貌待客,注重文明服务,从不为枝枝节节、零零碎碎与客商或驾驶员争执吵架,因而赢得了不少口碑。邓先群将军在视察义乌联托运市场与王苏莲交谈过后,对她赞赏有加。《北京日报》的记者专门对天外天、天意等几大市场的货物流转作了调查,特地撰文赞扬北京托运处的优质服务。浙江的一些媒体也以《京都开拓者》为题对她作了报道。后来,王苏莲还被推选为义乌市政协委员、常委。有幸接待温家宝总理 令王苏莲一生都难以忘怀的还不只以上这些,而是有幸接待温家宝总理,有幸目睹温家宝总理的风采。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蓬勃发展日益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1994年1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同志来到义乌市考察,11日,他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又来到北方联托运市场,在市委,市政府领导和时任义乌市联托运管理办公室主任杨兴隆同志的陪同下,重点考察了北京托运处。 这一天天气特别好。天气好就意味业务好,王苏莲和全体员工的心全都暖洋洋的。温家宝一行是在上午9点左右走进北方联大门的。在这之前,王苏莲对温家宝要来考察一事一无所知,自然没有做什么准备,只像平时一样嘱咐员工把卫生搞干净点。而整个北方联托运市场也都没有挂横幅,没有夹道欢迎的人群,市场气氛跟往日完全一样,显得很平静。温家宝就那样平静地走了过来。他身穿休闲装,清爽朴素。他肤色白皙,温文尔雅,人比电视上见到的年轻。他一走近就被王苏莲认出来了,由于出乎意料,也由于激动,王苏莲把握手、问候等礼仪全都忘了。温家宝亲切地看着在场的人。由于心慌,王苏莲不知道该称呼什么,只是轻轻地喊了他一声:“首长。”这时正好有人前来办理货物托运手续,温家宝的目光便掠过桌子、算盘、磅秤落在了货物上。他没有问客户,而是侧过身问王苏莲:“什么货呀?”“服装。”他又问:“运到什么地方去呢?” “北京。”温家宝最关注的是运价,接着问:“这货多少一斤?”王苏莲老老实实地回答:“根据物价局规定的收费标准,差额收费。” “轻泡货又怎么收费呢?”温家宝又问。 “重量不满280公斤的算轻泡货。轻泡货收费往上浮10%—20%。特别点的轻泡货按体积收费。” “重货又怎样收费呢?” “重货,便宜,只要8角钱一公斤。若按体积算,1立方米只需要90元运费。” 温家宝接着又问了王苏莲好几个问题,每个问题都问得很专业,很到位,让她很吃惊,也很纳闷——他怎么懂得这么多。 “是这样的……”王苏莲一一向温家宝作了汇报:“我们的经营比较灵活,一开始就不搞一刀切……” 温家宝静静地听着,只了解情况,不表态。他在北京托运处足足停留了十几分钟。这十几分钟成了王苏莲一生中最感幸福的时光,迄今回忆起来依然十分深情。她说,她最大的遗憾,就是当时没能与温家宝合影。“要是能留一张照片有多好,当时,我真傻,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义乌运输市场逐渐开放,市场竞争逐渐加剧,通过托运处获得第一桶金的王苏莲,她的视野转向了外贸贸易,成立了浙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生意场上的阵地也逐步从义乌移向杭州。但是她做的生意,依然离不开义乌这个大市场。(徐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