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典型
  •   丁汉君是廿三里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务实苦干是众多同事对他的评价。这位在村民中间同样获得好口碑的街道干部确实不简单——过去的一年,他所负责联系的廿三里街道工业开发“百日攻坚”、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等工作颇有成效,还帮助解决了派塘村窑胡头自然村12户农户拆迁放样等难题,当地老百姓亲切地称呼他为“百姓官”。
      走进丁汉君的办公室,他正与同事研究推进企业转型升级等事项。一听说要采访,他忙摆摆手说不要宣传个人。“丁主任每天都很忙,不是下村,就是忙着接待百姓,为百姓办事。”他的一位同事介绍说。
      多年来,他坚持“心怀百姓、权为民用”,始终把老百姓放在工作的至高位置,一切工作都围绕着百姓开展。
      张宝仙是一位从事油墨生产的企业主。去年,廿三里初级中学边的一条道路修建“碰上”了自家的企业用地,为路让地成为这位企业主的选择。然而,如何让地,如何安置,这都是问题。
      “为了研究让地、安置,他来回跑了几十趟,详细了解企业让地面积,指导我们按程序办事,帮助我们和有关部门沟通,最终确定新地块科学安置方案。这期间,他连我家一口水都没喝。”张宝仙说,现在新地块已顺利落实。
      “在平时的工作中,恰当处理百姓遇到的难题,应该是智慧的体现。”工作在基层的丁汉君,就像对待亲戚一样,热心对待每一位需要帮助的老百姓。“以和为贵”,是这位耐心办事的“百姓官”做群众工作所一贯坚持的原则。
      解决农村久拖未解的难题是需要基层干部一些定力的,这种定力或许也是对干部的耐心、能力的另一种考验。去年,丁汉君成功破解了这样一些难题,窑胡头村就是其中一例。在他与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窑胡头村12户农户完成了拆迁放样。农户张熙银说:“我们拖了10多年的旧宅拆迁落地难题如今终于解决了,多亏了这位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办实事的街道干部。”
      对丁汉君来说,坚持群众至上,并不需要太深刻的哲理,只需要恪守“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承诺。他表示,做好基层工作,就是要“到老百姓中去”。只有沉下去、接地气,充分了解群众的生活和需求,基层工作才能得到群众的认可。凭着勤恳和努力,丁汉君当选为2013年度全市“双十佳”干部。“赢得百姓的夸奖才是最高的奖赏。”他淡淡地说。
    2014-03-27 20:20

  •   3月14日下午,接近下班时间,市社区建设办常务副主任王哲怀匆匆忙忙回到办公室。他刚才是到廿三里街道“新社区·金麟花园”施工工地去了。有一条溪流穿过这个新社区集聚建设项目地块,影响项目建设。王哲怀与廿三里及稠城街道、水务局等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就改道问题现场作了协调。
      办公桌上放着一叠书,最上面的那本是《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变革的反思》,这是国内外经济学家团队围绕“中国模式与城市化”议题讨论而汇成的著作。王哲怀说,读书、思考是他工作之余的“爱好”,这个“爱好”的目的,“只是为了当好农民的一个合格的朋友”。
      王哲怀出生于佛堂镇下前王村,是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1996年8月华中农业大学毕业。他先后在赤岸镇、市委办、佛堂镇工作。农村问题,一直是王哲怀思考研究、实践探索的课题。参加工作,特别是2009年7月到佛堂镇担任常务副镇长领导职务、分管城镇建设工作后,王哲怀对城镇化发展之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去年7月,《义乌市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新政策》)颁布实施。王哲怀被抽调担任市社区建设办常务副主任一职,具体负责政策的解释、宣传、落实和工程建设管理等工作。“这是义乌农房改造历史上最重要的变革,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革命,我以能参与这次革命为荣。”王哲怀说。
      由于一直以来,我市农村旧村改造主要实行垂直安置为主政策,许多农民对《新政策》一时难以理解。不过,听了王哲怀的政策宣传后,许多农民都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后宅街道的一位农民说,王哲怀的讲解,并不是以那种居高临下的气势,来强迫农民接受《新政策》,更多的是循循善诱,诚恳而朴实,以农民朋友的身份,凭着自己对农民的深厚感情,通过新老政策对比,通过未来义乌发展展望,轻声柔语与农民们拉家常、算细账,从而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从《新政策》出台以来,王哲怀已到各镇街、相关部门作了近20场政策宣讲。而每一次政策宣传,王哲怀都将自己的办公室、手机号码公布于众,欢迎大家来电来信来访,共同探讨问题。
      于是,在《新政策》实施过程中,许多村干部、群众便来到市社区建设办。对于每一批每一位来访者,王哲怀总是耐心地与他们交流,解答或者探讨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有的村干部经过王哲怀一番解释,解开了心中疙瘩,干脆请王哲怀到村里去上政策课。据不完全统计,《新政策》出台以来,王哲怀和同事们一起共处理回复市长信箱400余件、省长信箱7件,接待来访群众300余人次,接听解答电话咨询700余个。
      王哲怀的政策宣讲为《新政策》实施“鸣了锣、开了道”。“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是一件利国利民、功在千秋的大事,必将对义乌产生积极、重大、深远的影响。再苦再累我也情愿。”王哲怀很诚恳地说。
    2014-03-24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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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西村,“中国第一村”的响亮名字对大家来说不陌生。
      吴仁宝,老书记半个世纪带领华西村致富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
      如今,距离老吴书记去世已有半年,他设计的华西金塔依然屹立。到了夜间,熠熠的彩灯照亮华西夜空。而今年上半年华西村给出的经济答卷,也像灯光一样漂亮:今年1至7月份,华西集团公司实现的可用资金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59%。
      “可用资金”,是仅上过两年私塾的吴仁宝在农村经济工作中创造的提法,这一指标被华西村的企业沿用至今。
      “生命不等于呼吸,重在精神的延续”,接班的新任村支书、吴仁宝四儿子吴协恩说。
      走访华西村,发现吴仁宝的影响无处不在,他说的“有福民享、有难官当”,“不怕群众不听话、就怕自己不听群众话”,他的“两头哲学”,都已成为人们工作的指针。这位农民思想家、实干家,在身后仍源源不断地释放着他的精神正能量。
      紧跟上头,是他对党的信仰;紧跟下头,因为群众是他的智慧之源
      吴仁宝的“两头哲学”在华西村被人津津乐道。
      “和上面不一致,工作没准头;和下面不一致,工作没势头。”吴仁宝所说的上头,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党的信仰和信念铸造了他钢铁般的意志和毅力;下头,则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他的智慧之源,是他的毕生奉献。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见诸报端,吴仁宝欣喜若狂。吃透“上头”的他认定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发展高潮即将到来,夜里2点召集全村党员干部开会:“我们要紧紧抓住机会,借钱吃足!”
      短短几天,华西用筹来的几千万元吃进了一个月后价格翻了几番的铝锭、钢坯。有人说他傻,这些原材料转手倒卖就能挣上几千万元,可吴仁宝不,将生产资料全部投入村办企业的生产中,让华西在市场经济的大浪潮中抢得了先机。
      “我为什么听吴仁宝的?因为我兜里的钱在不断增加啊。”75岁的老村民何凤寿说,农民最讲实惠,谁带来好生活就跟谁走。比吴仁宝小11岁的他,牢牢记得这位老大哥每天晚七点准时看新闻联播,研究中央政策。
      “我怕穷,我看见穷心疼。”吴仁宝说。
      1985年8月19日上午,吴仁宝率领华西村100多名党员干部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碑前庄严宣誓:“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苦战三年,目标一亿。”80名承包者在合同书上签字,立下军令状:假如1988年实现不了亿元村,家产全部充公。一个村的奋斗史就此拉开序幕。
      有福民享、有难官当,不怕群众不听话,就怕自己不听群众话
      “一天不劳动,与群众不亲;两天不劳动,说话不灵;三天不劳动,就要变心。”铁姑娘战斗队队长赵毛妹记得老书记的口头禅。
      吴仁宝常说,老百姓是最讲良心的,干部为他们做了好事,他们会永远记住;干部亏待了他们,他们也会永远记住。
      1964年,华西村开始新村建设,力争把12个凌乱破旧的自然村建设成为整齐划一的新村。吴仁宝在村民大会上表态,等群众都住进了新房,他家才搬。1970年,负责新村建设的葛玉岐找到吴仁宝:“你家7口人,住三间小房,按条件早该分到房了,你拧着劲不搬,这次新村建设的地基要占用你这3间旧房的一个角。”
      结果自然还是不搬。女儿吴凤英记得,邻居新房的墙角正对着家里旧房大门,堵住了一半的道路,吴仁宝的老伴赵根娣因为较胖,只能侧身进出家门。在苏南的农村,这样的事往往被视作“破坏了风水”。
      “他才不信这个呢,我父亲只信共产党。”吴凤英说,新村规划父亲也参与其中,就是他把新村规划到了自家门口,又是他请其他人先搬进了新居。
      1969年的冬天,华西开始为新村平整地基。“下了好大的雪,我们以为不用干了,一出门,老书记已经干了一个多小时。”村民赵荷英说,吴仁宝没别的,就是爱党的忠心、爱民的好心。
      “在华西做村民幸福,在家里做他的子女辛苦。”“阿四”吴协恩是他最宠爱的儿子,他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村里分西瓜,他的三哥从地里挑回了大西瓜。“父亲见了,让分瓜的村民来家里称,分量一点儿没多,但老三确实从地里挑了大瓜。最后,他让老三把西瓜还了回去,那个年代难得吃上水果的我们,硬是没尝到西瓜味儿。”村里分鱼,肥美的是人家的;村里打稻谷,饱满的也是人家的。
      “凡是让老百姓做到的,总归自家先做到。”吴凤英说。
      在世时,他是个不倒翁;去世后,他的精神像颗星斗
      追踪采访了吴仁宝长达43年的原新华社记者袁养和说,在世时,吴仁宝是个不倒翁;去世后,他像一颗星斗。
      为什么说他不倒?因为,华西村经受住了改革开放、外部环境变化的种种考验。
      实事求是是他的一贯法宝,对农村工作实际有清醒认识的他,坚信村情实际才是工作的立足点,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真义”。
      改革开放之初,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吴仁宝觉得华西人多地少,工业发达,分田到户并不符合实际,村里的30名种田能手“集体承包”了全村500亩良田,剩下的劳动力和精力投入到村集体经济;上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改制”浪潮席卷苏南,他没有随大流,而是搞起“一村两制”,集体个体都发展,让华西有了多元的经济类型。
      去北京录节目,吴仁宝一天打个来回,三餐吃了15个茶叶蛋。有媒体评论说,你可以复制吴仁宝只吃面条和鸡蛋,但你复制不了吴仁宝和华西村几十年所经历的每一个机遇和困难。
      吴仁宝的精神开始从苏南走向苏北,华西村的实践从东部走向西部。1996年起,华西村出资在宁夏、黑龙江援建了两个“省外华西村”;2001年,吴仁宝提出带动周围16个村庄共同发展、共同富裕,让华西村成为3万多人口的“大华西”。他的价值观、干部观、群众观,被越来越多的人传承下去。
      “老书记说过,咱们比过去有进步,比人家刚起步,对照党的要求要跑步。”赵毛妹说,华西村会走得更远、应该走得更远。
      善抓机遇、吃苦耐劳、勤俭爱民,吴仁宝的身上有太多时代的烙印,但他的精神却有跨时代的意义,汲取这些养分,能给无数党员干部和正处发展中的中国农村提供参考和借鉴,更能指导如今的华西村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2014-03-03 10:12
  •   王伯祥,山东原寿光县委书记,任职5年多,全力推广冬暖式蔬菜大棚,组织人力连续开发寿北盐碱滩。他永怀为民之心,不求私人之利,离任21年,仍为寿光群众口口相传——“我们的伯祥书记”。
      在寿光,王伯祥是个传奇,几乎无人不晓。
      用他自己的话说,当了5年半的县委书记,主要干了3件事:一是推进蔬菜产业化,二是开发寿北盐碱滩,三是为工业翻身打基础。但就是这三件事,却让寿光人从此鼓起了口袋、挺起了腰板、走向了世界。
      “当县委书记就要尽心竭力给老百姓办事,不抱任何名利思想,不带任何私心杂念。”直到离任21年后的今天,敢干、务实、清廉的王伯祥,名字依然响亮。
      敢干不蛮干
      “如果搞砸了,一切损失,县里担着”
      “晚上在寿光的菜园子,早上进北京人的菜篮子,中午上北京人的菜盘子。”寿光,以“中国蔬菜之乡”闻名于世。但若不是24年前冒着风险搞起来的17个大棚,寿光绝不会有今日盛名。
      1989年5月,在王伯祥的支持下,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把懂技术的东北汉子韩永山请到了寿光,准备发展不生炉子的冬暖大棚。没想到,村民们却说啥也不相信他。当时一个大棚要投入六七千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钱不是土坷垃块,借上贷上,打了水漂咋办?”“冬天不烧煤、不生火,长黄瓜,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风言风语,在三元朱村很快发酵。
      王伯祥赶来给王乐义和韩永山撑腰壮胆。“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党员干部。告诉大家,如果搞砸了,一切损失,县里担着。”
      有了这句话,三元朱村17名党员全部报了名搞大棚。经过研究,村里决定在土质最好的村北做试验。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那里是一片未收割的玉米。要想赶在元旦前让大棚黄瓜上市,就只能选择杀青。在那个年头,这可是犯错误的大事。
      关键时刻,又是王伯祥一锤定音。“不是无故杀青,而是为了搞大棚试验,县委支持你们!只要对群众有利的事就大胆干!”
      3个月后,三元朱村顶花带刺的鲜黄瓜上市,一个大棚收入2.3万多元。到第二年,不用动员,5000多个冬暖式日光蔬菜大棚覆盖了全县22个乡镇640多个村庄。时至今日,寿光的蔬菜大棚已发展到23万个,带来的收益占农民收入的50%。
      “当时也怕干不成,不过咱不蛮干,拿不准的事情就先试点,成熟再推广。”谈起以前的事,王伯祥说得很淡然。
      务实不作假
      “制度是给大家定的,自己不遵守,怎么要求别人”
      跟王伯祥做事,造不得一点假。
      原稻田镇党委书记杨洪友还记得,1990年当地遭遇干旱,大片玉米受灾。王伯祥到镇里调研,问杨洪友总共开了多少台机器抗旱。“我说统计是138台,他说根本没有这么多,都一一给你数了,顶多也就100台,然后就跟我分析原因。他就是这样的人,遇事都是自己先实地看。”
      寿北开发,是王伯祥在任上做的一件大事。千百年来,寿北160万亩土地除了盐碱滩,就是浅海滩涂。当地的群众生活十分艰苦。
      寿南有了蔬菜大棚,群众手里有了钱花,寿北怎么办?王伯祥下了决心,准备组织十几万人搞一场大会战。当时,农村刚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组织这么多人简直是“天方夜谭”。
      会战开始前3天,王伯祥就把铺盖搬到了盐碱滩上一个放牛老汉的牛棚里。45天时间,王伯祥硬是没挪“窝”,跟民工一个锅里吃饭,一起挖沟运土。有一次去潍坊市开会,正赶上秋雨连绵。散会后已是下午6点,王伯祥立即驱车往工地赶。车子因路面湿滑走不动,他就和秘书拿着手电筒步行了5公里,顾不上换下已经湿透的衣服就去查看民工住的窝棚漏没漏雨。
      “制度是给大家定的,自己不遵守,还怎么要求别人!”当别人劝他回家看看,王伯祥这样回答。“我不走,乡镇党委书记就不走,村支部书记就不走,民工也不会走。”
      20多年前,参加过那场大会战的羊口镇官台村村民齐万华回忆:“一开始思想也不接受,全是义务工,谁愿意干啊,可现在心里全是感激,看起来算不上什么奇迹,实际上却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命运。王伯祥干事就是实,要是光蹲在机关里能干成这事?”
      清廉不偏私
      “又想为群众办事,又想为自己办事,就办不好事”
      一辆“130货车”,拉走了王伯祥全部的家当。潍坊市政府派来的一辆货车因无货可拉,只好把院子里还没烧完的蜂窝煤和木柴全部装上。
      这个场景,发生在1991年。当时,王伯祥已经升任潍坊市副市长。前来送行的寿光干部群众,从未想到眼前这个当了5年半县委书记的人,家里竟然如此“穷酸”。
      上个世纪末,一些地方和单位争相购买高级轿车。寿光县物资公司也购进了一辆豪华“皇冠”轿车,有些人就提议给县委领导用,王伯祥却投了否决票。“没听见群众骂吗?我们的经济现在还比较落后,还是艰苦一点好!”
      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这一信条,王伯祥已经坚持了数十年。也正因为如此,20多年来,从来没有人反映王伯祥有过这样那样的问题。
      在王伯祥看来,做事要出于公心,不然就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一心一意为群众办事,做个事就不难,最怕又想为群众办事,又想为自己办事,结果就是办不好事。”
      70岁的王伯祥,早已赋闲在家,平时最爱干的事儿,就是回寿光老家走走看看。只要见到王伯祥,老家人都会主动打声招呼、致以敬意。
      因为,在群众心里,无论到什么时候,王伯祥都是“百姓的书记”。
       《 人民日报 》( 2013年10月24日 06 版)
    2014-03-03 10:11
  •   高山大川的阻隔,每年长达半年的大雪封山期,让独龙江显得遥不可及。独龙江乡至今仍是云南乃至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副厅级干部、原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县长高德荣,放弃城市生活,把办公室搬到独龙江,只为小康路上“绝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
      独龙江在哪里?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带,云南的西北角,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清澈透亮的独龙江水,“中国西南最后的秘境”令人神往。
      独龙江险吗?曲折小道盘旋在崇山峻岭间,汽车颠簸了3个半小时,才从90多公里外的贡山县城开进来,沿途塌方、滑坡、滚石不断,头次进山的记者吐了个一塌糊涂。
      有人愿意扎根在此吗?有!副厅级干部、原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县长高德荣。
      近日,中共云南省委作出决定,把开展向高德荣同志学习活动作为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听说这个消息,高德荣却困惑了,几分自嘲地说,“发达地方的人向我学习,那不在学‘落后’吗?”
      “独龙族同胞还没有脱贫,我的办公室应该设在独龙江”
      “老县长,您给我们讲讲10年前独龙江是个啥样?”
      “你还当记者,不会自己查资料吗?”
      “您那草果怎么育苗呢?”
      “这都不知道,还当记者?今天就聊到这儿,你们走吧。”
      晚上8点进了老县长家,斜坡上,竹篾墙,旧沙发,热火塘。落座不到5分钟,说了没有10句话,“逐客令”就下了。赶紧端起斟满的酒杯敬上,一口粗糙清冽的苞谷酒下肚,尴尬的气氛才稍有和缓。
      对媒体“极不友善”,高德荣可是出了名的。高德荣却说,“你们整天跟着我,占用我的劳动时间,还打扰我休息……”
      59岁的高德荣,身高不到1米6,黑黑瘦瘦……2006年,他当选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却向组织申请把办公室搬回距离州府六库300多公里外的独龙江乡——他出生的地方。
      高山大川的阻隔,每年长达半年的大雪封山期,让独龙江显得遥不可及。独龙江乡乡长李永祥介绍,独龙江乡至今仍是云南乃至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放着城里的舒坦日子不过,何苦偏要钻进这穷山沟?微醉的高德荣面颊通红,话匣子也打开了:“官当得再大,如果自己的同胞还穷得衣服都穿不起,别人照样会笑话你。”
      其实,早在1979年,在怒江州师范学校留校任教的高德荣就曾放弃城市生活,主动返回独龙江乡巴坡完小教书。此后,他历任独龙江乡乡长、贡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长等职,带领独龙族同胞修路架桥、发展产业。
      “与其花时间打扮自己,不如多留点精力打扮家乡”
      初冬,清晨7点不到,独龙江乡寒气逼人,狗叫声一起一和。前一晚,高德荣没有答应带记者去他的草果基地;今天天刚亮,记者就到家门口来堵他。门已经打开,被当作床铺的沙发上却没了人影。
      “刚刚还在嘛,应该没走远。”正在准备早餐的高德荣的老伴儿宽慰记者。
      果然,门前马路上,有个矮小的身影在晃。凑近一看,高德荣正拿着扫帚扫地。那件老旧的藏青色西装敞开着,里面是皱巴巴的衬衣,套着彩虹条纹的独龙褂。
      “这哪是厅官,分明就是老农。”听到司机肖建生这么说,高德荣却不气恼,“与其花时间打扮自己,还不如多留点精力打扮家乡。”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老县长整天在村里跑,干净衣服哪穿得住?有一次碰上雪灾,他二话不说就跳入泥中疏通道路。现场群众责怪政府工作人员,怎么能让一位老人家去干这活?
      一位副厅级干部,当真没有官气?
      与高德荣共进早餐时,记者拿碗替他盛粥,被他一把夺了过去。“今天你帮我盛,明天你走了谁来帮我?”高德荣边说边盛粥,还不忘叮嘱一句“小伙子还在长身体,要多吃点。”
      可他自己,吃得却很简单。独龙江土地上长成的一根苞谷,他吃得津津有味。要说高德荣家里,不缺好吃的。肖建生说,经常有人到独龙江来看望老县长,送来的东西他这么处理:慰问金,通知乡上财务拿走,用于帮扶困难群众;慰问品,喊来乡村干部群众当场分掉。
      可这些“甜头”,高德荣却从来不让家里人尝:儿子高黎明到昆明拍婚纱照,连搭顺风车的请求都不敢提;女儿高迎春告诉记者,她结婚那年,老县长早早就下了“命令”,不许以他的名义邀请县上干部。
      “干部是用身影指挥人,不是用声音指挥人”
      一通软磨硬泡,老县长终于让记者跟在他屁股后头去草果基地。独龙江乡过去并不种草果,刚引种时群众不敢种。“苦劝不听,那就干出样来!”2007年,高德荣摸索着在独龙江边建起示范基地,年过五旬的他像年轻人一样,背起三四十公斤重的草果苗,把自个儿系在溜索上滑过江。
      来到草果地里,高德荣从腰间抽出砍刀,麻利地砍断老枝叶,平铺在地上,“这个枝要摆正,烂了以后可以做肥料。”
      “瞧这把式,您不像干部,像农民。”记者说。
      “干部也是老百姓。干部的概念就是带领群众一起干活,干出活路来。”高德荣答道。
      巴坡村党支部书记木卫清回忆,第一批草果收获时,高德荣曾发动群众围观销售过程,眼看着草果换成了钱,当地群众纷纷主动要种苗、学技术。“抽象事情具体化,群众工作就好做了。”高德荣说,如今,全乡草果种植面积已达3万多亩,“绿色银行”正在见效。
      “老爷子是用身影指挥人,不是用声音指挥人。他做出表率,就希望大伙都跟他一样脚踏实地地干。”在大雪封山期间留守独龙江乡采访近5个月的《怒江报》记者王靖生说。
      当地有这么一个故事:一次贡山县里开大会,一名干部大谈独龙江的发展,高德荣直接打断他:“你没到过独龙江,没有资格指导独龙江。”因为这倔脾气,高德荣没少惹人嫌。可他说,“我不怕得罪人,就怕成罪人。当干部不务实,指挥棒就成了‘搅屎棍’。”
      “虽然老高有时性子急、脾气大,可他骂得有道理,不少挨过他骂的人也不记恨,还心服口服。”与高德荣共事30多年的原贡山县政协主席赵学煌说。提拔干部时,高德荣从不问远近,只要有能力、踏实肯干,他就推荐、提名。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既有独龙族,也有藏族、汉族。
      “漂浮在官场上使人浮躁,生活在群众中让人充实”
      从迪政当村返回的路上,高德荣又突然喊“停车”——原来,有个村民正在地里摘西瓜,高德荣下车去问问今年收成如何。村民抱起两个西瓜,硬往老县长怀里塞。“老县长不拿群众当外人,群众自然跟他亲。”肖建生说。
      “漂浮在官场上使人浮躁,生活在群众中让人充实。”这是高德荣的为官之道。
      记者随意走进几户人家,提起高德荣,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十来岁的孩童,都说他来过自己家。残疾村民王丽萍还记得,高德荣第一次到她家时,“问我能不能种洋芋,我说可以。他就说我送你洋芋种,你多种点洋芋好不好?我说好!好!”在高德荣的帮扶下,王丽萍夫妻俩通过发展种植,建起了新房,还买了摩托车。
      2010年,云南省启动“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项目”,高德荣欣然接受了怒江州委独龙江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的任命,“名正言顺”地在独龙江办公室办公了。
      可记者在独龙江乡找了一圈,也没找到高德荣的办公室。当地干部说:独龙江畔的每个村庄、每条山路,每家每户的火塘边,都是老县长的办公室。
      走村入户时,高德荣习惯带上他的小DV。近年来,独龙江畔草果飘香、蜜香四溢,一幢幢别墅式的农家小院拔地而起,平整的柏油路通向各村各寨……这些都被他摄入镜头,做成了一张专辑。临别前,记者请他在专辑上签个名,他在摄像“高德荣”三个字上画了个圈,说“太阳照进独龙江,也照到了我高德荣的身上。”
      高德荣的故事在独龙江、怒江沿岸已经流传了30多年。有人为他写了首诗:“如果你到过独龙江,可能一转弯就能碰上他;如果在山道上遇见,谁也不会多看他一眼。但我并不失望,因为他让我重新审视了人生:一个人的高大,真不在身材或者着装。”
       《 人民日报 》( 2013年11月11日 06 版)
    2014-03-03 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