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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60周年

  •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讴歌党的光辉历程,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进一步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求,近期我市将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七一”系列活动。
      据悉,此次庆祝“七一”系列活动包括开展党课宣讲、主题报告等形式,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省委全会精神;系统学习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系列配套政策;对照“三严三实”要求,组织各基层党支部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组织开展“七一”专题党课、新党员入党宣誓、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等活动;开展“五水共治”党员集中宣导活动;组织镇街党员干部带领联系村(居)党员干部就地开展义务劳动;组织开展“点亮微心愿”和送政策、送技术、送温暖、送服务、送医药下乡活动;开展党员关爱基金募捐;组织开展各类文体活动等。
      通过开展主题深刻、内容丰富的系列活动,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号召力,激发党员干部的政治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各自岗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发展贡献力量。(龚艳)
      
    2015-06-25 08:25
  •   义乌一家知名拉链企业有个脚踩手剪拉链岗位,经常发生操作工手指被剪事故。义乌市总工会获知这一情况后,发出了“安全生产事故整改意见书”,结果该企业生产部门马上组织技术人员改装了剪切机的安全防护装置。经过改进后,当年公司人均月支出的工伤医疗费用从上年的8 . 43 元降至1 . 86 元,同比下降78% 。公司负责人切实体会到工会的作用和力量,这正是得益于“工会社会化维权”创新工作中开展的“工会主动参与职业安全”长效管理机制建设。
      当全国其他地方工会大部分工作在真正的劳动关系协调中处于“失语”的窘境时,义乌工会经过近几年的探索,已实现了“由弱到强、由单个部门的职责到社会资源集体联动”的社会化大维权架构,成为120多万名外来建设者的“定心丸”。
      从成立职工法律维权中心,到推出企业社会责任“义乌标准”
      从1999 年起,义乌工会就从本地经济快速发展和劳动关系深刻变化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把工会工作放到党委和政府的大局中去思考、去把握、去部署、去发展,真正发挥工会在服务大局中的作用。
      在义乌务工的虞修明多年的维权之路,不仅没有获得应有的工伤赔偿,反而欠下一身债务。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找到了市总工会。维权中心受虞修明的委托向法院提起了第6 次诉讼,最终,在工会的帮助下,这位农民工获得了10 万元的工伤赔偿款。这只是义乌市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中心成功维权的一例。市总工会自从建立党委领导、工会牵头的社会化维权模式以来,通过职工维权中心这一载体,积极主动开展与政府职能部门、社会单位之间的合作,依法调处劳资双方利益冲突,不仅扩大了新时期工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而且还实质性地促进了当地社会和谐共荣发展。
      通过探索和纵深挖掘,从2000 年成立“职工法律维权中心”开始,到2008年创造性地推出企业社会责任“义乌标准”,运用建章立制、规范行为、宣传教育、协商谈判、调解仲裁、诉讼代理、诉讼费垫付、工资债权让渡、倡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等多种方式和手段,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职工维权主体的社会化、多元化、协调化。
      在市总工会的维权过程中就曾有乡党委书记和乡长的求助记录。江西弋阳县中畈乡一位包工头带领37 名老乡在义乌完成了一个装修工程后,民工却未拿到分文工资,乡亲们愤怒之下将这位包工头在义乌的财产分割一空,还将施工方的一个项目经理绑架到弋阳,情势十分危急。中畈乡党委书记和乡长知悉后匆匆来到维权中心请求帮助。经过维权中心艰难周旋,终于使双方达成协议,以民工安全讨回工资结束这场事故。
      从“会叫的公鸡”,到“国家行动”
      以前,有人说“工会是一只公鸡,毛是好看的,叫是会叫的”,实际作用就不言而喻了,但义乌工会打破了这种窘境。义乌工会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置于社会化的大视野下,整合社会资源、形成社会合力,从而强化和延伸工会维护职能,并注重通过各种制度建设,使之上升到制度化、机制化的层面。在义乌打工的江国松和他的15个乡亲就碰到了这样一件幸运事。他们在工地上辛苦了半年,近10 万元的工资只有一张白条为证,包工头也不见了。这时,义乌市总工会先把钱支付给了他们,然后由总工会向企业讨回。这是义乌工会推行工资债权让渡的一个真实写照。
      义乌工会还与党组织联合发文,把“党建带工建、工建强党建”工作纳入党建责任制。此外,还致力探索具有义乌特色的市场工会新路子,率先在全省建立教代会考核评估制度等,创新做法层出不穷。此外,义乌还与四川、湖南等地省市工会联合建立了跨地区的维权机构,维权保护网络体系基本建立。
      2004 年11 月27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对义乌探索职工维权社会化新模式作出重要批示。从此,义乌工会被推到中国工会历史舞台的最前沿。(蒲国富)
    2009-09-17 08:58

  •   周晓光 ── 浙江新光饰品有限公司的当家人。这位农家女儿出身的董事长,18岁起带着几包引针开始闯荡商海。上世纪80年代初,她在上海豫园卖针线时,一位善良的阿婆曾在她耳边轻声地说:“闺女,贩卖是犯法的,你还是回家去吧。”但正是迎着改革开放之初的经商大潮,周晓光完成了她的原始积累,并用两千元资本办起了最初的饰品加工厂。
      1998年,她首次当选为义乌市人大代表。当她满面春风步入会场时,心头充满了荣誉感。但她很快察觉到,人大代表更应胸怀一种巨大的责任感。1999年,她再参加义乌人代会时,带来了首批议案。其中,有关改租金为建设专业市场基金的提案,得到了市领导的高度重视。2003年,由周晓光提议的“义乌首饰饰品专业市场”建成开业。这一年,周晓光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也是建国以来我市惟一一位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民营企业家。当她带着义乌人民的重托,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时,她深感要以崇高的使命感来当好人大代表,积极做好参政议政工作。
      5年提交议案125份、建议109份
      2003年,周晓光第一次参加全国人代会,耳闻目睹了许多浙江代表为议案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周晓光认为,自己作为一个企业家,必须对3000多名员工、上亿元销售产值负责;而身为人大代表,则更应倾听大众呼声,从中提炼出有价值的辅政议案来。为此,周晓光于2003年10月开始酝酿在我市自费设立“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同志联系点”,12月正式挂牌,这是全国第一个全国人大代表联系点。通过添置必要的办公设备,聘请五位退休的专家顾问作为联系点的工作人员,在这个4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内,24小时接待处理人民来信来访,欢迎大家都来议议“家事国事天下事”。此举引起广泛关注,联系点常常门庭若市,人满为患,每天接到100多个电话和大批信笺,均是本地或外地的老百姓反映的投诉或社会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
      2004年1月18日,周晓光在义乌市电视台以代表身份自费做广告,公开向社会征集议案,此举又被媒体誉为全国首创。整个春节,她一直和她的志愿者们为迎接3月初的全国人代会工作着,7天时间仅接听的电话就有216个。“我的体会是,当好人大代表,必须要多‘走出去’、‘请进来’。”周晓光说,自己每年至少20多次深入到社区、农村和企业,倾听各界群众的呼声和意见;还经常把企业、行业代表“请进来”,共同讨论一些热点问题,这种座谈会5年召开了30多次。
      担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5年间,周晓光共向全国人大提交议案125份、建议109份,其中111份议案、109份建议被正式采纳。周晓光提交议案的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历届全国人代会上都属罕见,被媒体誉为“明星代表”、“议案大王”。到目前为止,在周晓光提交全国人代会的议案中,《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企业破产法》等三件已正式立法,《行政强制法》等10件已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有《循环经济法》等7件议案和《关于政府应大力为群众提供经济适用房的建议》、《要用制度保障外来人员子女入学的建议》、《关于要求对未成年人加强司法保护的建议》等20多项建议已引起大会、中央有关领导和部委的重视。
      积极发挥桥梁作用
      “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无限的,当好代表就是要架起政府与群众沟通互动的桥梁。”周晓光说这是自己当人民代表的最大体会。2008年1月,周晓光再次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对此,周晓光激动地说:“这是大家对我上一届履职成绩的肯定和鼓励,我感到非常激动和高兴,同时也感到压力更大了,责任更重了。为此,我将会更加深入、更加有效地投身到神圣的履职历程中。一方面要加大调研的深度、广度,进一步提高自身认识水平、创新履职方法,另一方面,在议案、建议的选题、撰写上,不断提高质量,力求以质取胜。在调研方向上,将更多地立足于民生问题的观察和研究,多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基本福利着眼,把百姓最迫切、最真实的心声反映出来;多从当地经济发展的大局着眼,架起群众与政府,地方与中央沟通联系的‘桥梁’。”
      从没想过出人头地,如今身上却围绕着一大堆光环。每当谈起自己的经历,周晓光常常十分感慨,她说:“没有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感谢党和政府!”(龚献明)
    2009-09-14 09:13
  •     谈起去年又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大户标兵”和浙江省农业科学发展创新创业“粮食生产十佳典范”,义亭镇枧畴村种粮大户冯泽宝连夸党的政策好。 
      “没有党的好政策,我不可能种这么多田,更当不上全国粮食生产大户标兵。从2004年至今年,国家已连续六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了28条促进农业稳定发展与农民持续增收的措施,可见党中央对农村工作的重视。”
      目前,冯泽宝已在金华、义乌和吉林等地建有2.1万亩优质稻米基地,并成立义乌市宝丰农业服务合作社,为村民提供机耕、育秧、机插、植保、收割全程服务,全年加工销售优质大米500多吨,年销售收入近二千万元,同时带动7500余户农户年增收470余万元,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作出了很大贡献。今年,他又扩大粮食种植面积120亩,新增拖拉机、插秧机、收割机各一台。
      今年47岁的冯泽宝,是被“逼”着种田的。10多年前,他与人合伙养珍珠,由于经济效益不怎么好,就想把承包的田地还给农户,可人家不肯要,只好自己种。他想,既然国家准备大范围推开基本农田改造,说明规模农业有了用武之地,国家对农业的政策只会越来越好。
      就凭着这样的的信念,1998年,冯泽宝在村里连片承包了268亩土地,并率先从中国水稻研究所和省农科院引进了一些新品种,经过苦心经营,获得了丰收。次年,他“乘胜追击”,把承包面积扩大到300亩。
      当时,营养价值更高的富硒米已经在市场上“崭露头角”。嗅觉灵敏的冯泽宝试种富硒米也尝到了甜头。通过走南闯北地考察,冯泽宝把目光投向千里之外的东北。2003年,冯泽宝与吉林省永吉县万昌镇签下了承包5100亩土地的合作协议,全部种上富硒米,第二年就迎来了丰收年,亩产量730公斤。这一年粮价开始上浮,效益好得出乎意料。
      2004年,冯泽宝以浙江人特有的气魄,又甩出“大手笔”:再承包3000亩,全部种上有机米!
      接着冯泽宝又创办义乌市义宝农庄,从最初只种植水稻,到把水稻加工成大米,再销售出去。而且是生产加工市场上最紧俏、营养价值最好、销售价格最高的富硒米、有机米。市场再次证实了冯泽宝的眼光超前。如今,他自创的“义宝”牌富硒大米、有机米已被评为浙江省著名商标,产品源源不断地进入金华、温州、嘉兴、杭州等地超市,他还在福建、上海等地开设了专卖店。“义宝”牌有机米还打入了北京故宫、首都机场等。冯泽宝说,光是在义乌本地,去年有机米就销售了60吨,今年有望突破120吨。对此冯泽宝仍不满足,认为附加值还不高。于是他又瞄准了有机稻米产业化生产,还与义乌丹溪酒厂联合开发“有机酒”。
      对于冯泽宝的执著追求和勇闯东北种粮,有人戏称:“我们义乌不光有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生意人,还有个单枪匹马闯关东的种粮汉。”
      冯泽宝感慨地说:“我之所以能种这么多田,靠的就是各级政府的惠农政策,这几年农业部、省政府和市政府奖给我的拖拉机就有好几台。回过头来想想,从取消农业税到建立农村医疗保险及农民子女就读义务教育阶段免交学杂费,这一桩桩惠农政策的出台,让我做梦都没想到好日子来得这么快。更没想到的是,我从报纸电视上看到,从今年10月起中国农民60岁以后都将享受国家普惠式的养老金,这日子是越过越舒心了!”
    2009-09-11 10:57
  •     人物名片:经有义,曾是市城镇职校的老书记,今年2月退休,现在市国防教育训练基地里发挥余热。 
      感言:回顾过去60年的生活与经历,他感慨万千:“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两代人求学路迥然不同
      我出生于1949年2月,年幼时家住义乌城区新马路,从小就是居民户口。父母是手工业者,家境一般。童年那时候,祖国百废待兴,我们的生活也很艰苦,鞋子都舍不得穿。冬天的时候,我记得经常光脚丫的!
      我家兄弟4人,我是老四。大哥读书时,全家人都精心培植他,加上他很懂事,很勤奋,成绩也好,因此大哥很幸运,一直读到大学,中间没有停学过。二哥读书就没有大哥那么幸运了,当时,由于生活困难,二哥在义乌中学读高中时,曾经休学了一年。后来,家里条件好转了,才又重新去读书。后来,他考入浙江大学。三哥比我大三四岁,在义乌中学读高中时,因为学费交不了,退学了。后来,被“下放”到建设村,做了一辈子农民。
      我自己读大学的经历更加曲折。高一时,遇到了“文化大革命”。1969年4月,我响应国家号召,去内蒙古插队落户,成为到内蒙古“支边”的15个义乌人中的一员。从此,我开始了为期一年左右的“支边”生活。由于北方的生活习惯、饮食起居都与南方不同,一开始,很难适应。刚去的时候,大家都睡在一个帐篷里,帐篷里只有一个小窗户,又冷又黑,即便在白天也要点灯;在北方,大米很少,总是以面食、馒头为主食,自己一下子很难适应。支边生活,让我知道了什么叫“一切从头开始”。在那里,我学会了赶牛车和赶马车,学会了割麦、耕田……
      由于工作非常勤勉,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支边”一年后,就被推荐到大兴安岭师范学校读书。我这个大学生,只读了一年书,就算毕业了,成为一名老师。
      改革开放后,我的儿子们也开始读书了。他们从来不要担心学费问题,也不要担心生活问题。我俩儿子,求学之路跟我们这一辈相比,差别很大。他们的求学之路,从小学到大学,可谓一帆风顺。
      与祖国一起成长,什么困难都经得起
      1975年,我与本校的一个化学老师结了婚。婚礼很简单,只是分分糖,并未摆酒席。由于当时物质供应不是很丰富,到北京商店里买喜糖也不是有钱就行,每次限量供应,只得分批购买。
      结婚家具是我利用休息时间,向学校的木匠请教而做的。
      1984年,我们夫妻俩调回义乌。“在东北生活的十几年时间里,对我今后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它磨练了我的意志,让自己变得更坚韧了,而且还培养了我不怕苦的品质,与共和国一起成长,栉风沐雨后,觉得什么困难都经得起了。现在这样的生活,衣食住行样样称心,我当时想都不敢想的!现在的生活,我很知足了。
      孩子不再是父母的附属品
      跟儿子们相比,另外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他们的个性、兴趣和爱好,能够得到张扬,他们能够选择自己喜爱的专业和工作。
      我这辈子主要从事教书,并不是自己选择的结果。在以前,我们也不存在自己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上大学,是组织上推荐的,去教书,也是别人选定的。时代选择我们,而不是我们去选择时代。我们那辈人讲究的是“做一颗螺丝钉,组织上把我安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结果,我就一直在教书,从来没有去想过自己的个性、兴趣、爱好,是否就是这个样。
      大儿子考大学时,我们建议他学医,因为我们家里缺个医生,可他不喜欢学医。在“孝心”与“个性”面前,大儿子用“折中”的办法选择专业——动物医学专业。儿子说,父母要我当医生,可我自己不喜欢当医生,那就不给人看病,只给动物看病。他大学毕业后,最后还是挣脱了家里人给他戴上的专业枷锁,去攻读他自己真正喜爱的“生态专业”,2000年,获得了博士帽,现在在北京工作。
      二儿子上大学时,在浙工大学就读“应用电子”专业,毕业后到浙江电视台工作。三四年后,二儿子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放弃“应用电子”专业,去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攻读“影视艺术”研究生,学得很好。研究生毕业后,二儿子就去中国电影出版社从事自己喜爱的翻译、编辑、创作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短短几年,就出了许多成果,现在他在中国电影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现在的孩子,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凭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创造自己美好的生活,那是国家以人为本的结果,是时代进步的特征。
    2009-09-11 10:57
  •     8月11日上午,在市区宗泽路567号十楼的建筑施工审图室里,60岁的高级建筑师徐学林,正仔细审查着几份建筑施工图。 
      短暂休息之余,徐学林总爱摘下老花眼镜,临窗眺望。车水马龙的宗泽大桥,气势宏伟的梅湖体育馆,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层建筑……看着翻天覆地般的城市变迁,这位与城市建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建筑师,心里总是感慨万千。在过去近40年时间里,他看着义乌建筑一天天地变美丽,市体育馆、市华联商厦(解百商厦)、市金融大厦等一座座大厦,从他的手里“呱呱坠地”。
      创建义乌首个建筑设计室
      岁月如梭,回想到1972年,仿佛就在眼前。当年意气风发的徐学林,从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本科毕业后,作为一名高材生,他没有选择留杭,而是回到了土生土长的义乌。
      在当时的义乌县建筑公司,参加工作不久的徐学林,便挑起了“大梁”。义乌电器厂电镀车间、义乌针织厂染整车间等,在徐学林与同事的努力下,先后设计完成。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义乌没有专业的建筑设计单位,建筑设计力量薄弱。而城市的发展,显示着城市建筑业的兴起。身兼设计、施工双重角色的建筑公司,已不能适应城市的发展。
      “缺少资金,租用破旧的民房当设计室,专业设计人员也是从各部门抽调。”1981年下半年,义乌首个建筑领域的专业设计室——义乌县基建局规划建筑设计室成立。作为首位创建人,回想起这些,徐学林感慨万千。当时,他负责义乌范围内工业和民用的建筑设计。创建时的举步维艰,在徐学林眼里算不上什么,他只是觉得兴奋,浑身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因为义乌的建筑领域,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终于有了专业规范的设计部门。
      徐学林与义乌地标性建筑物
      走在义乌繁华的街道上,鳞次栉比的高楼,早已让人们熟视无睹。它们“诞生”前后的故事,更是知者甚少。可是对徐学林来说,很多建筑,就像他的孩子,那真是“一砖一瓦皆是情”啊。建成于1985年的体育馆,对徐学林来说,更是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体育馆的建筑用地,地基属湖塘软土结构,地质情况复杂。为确保工程质量,同时突出设计上的前瞻性,工程总设计者徐学林带着技术团队,进行了前期大量的调查研究。前前后后,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他的心思全花在了设计上,体育馆建筑设计顺利完成。当时的体育馆,屋顶首次采用网架结构,开创了数个“第一”。它不但是当时义乌的地标性建筑,也是当时义乌范围内公共建筑面积最大、建筑工程设计最为复杂的建筑物;在建筑结构、跨度上也是堪称当时之最。
      在徐学林的建筑设计生涯中,市区的解百商厦(原华联商厦)也是其中的大手笔之一,不过略带遗憾。原来完成于1993年6月的华联商厦,在设计高度上也创了当时的高度之最,总共28层,是当时义乌市区的最高建筑大楼。徐学林清晰地记得由于该楼地段特殊,为突出造型的现代感和周边市容市貌的和谐,在设计上,为力求完美,可谓是费尽周折。设计方案都出了三套,对比之后,最后确定义乌市建筑设计院与浙大设计院合作方案为定稿方案。“为突出高层建筑的前瞻性,当时设计的商厦,六层以上为酒店,酒店的房间设计宽度达到了五星级酒店的标准。可惜,之后由于缺少资金等外因,商厦只造了10层。”说到此处,徐学林多少有些遗憾。
      除此之外,义乌市区内的金融大厦、希波曼大酒店等,均出自徐学林之手。1995年12月,徐学林成为义乌市当年评选出的仅有的两名高级建筑师之一。
      义乌专业的建筑设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手工绘图到电脑操作;从1981年创建义乌首家专业建筑设计室,到目前各类规模的专业建筑设计机构超过30家;从过去较为单一的建筑设计风格,到如今建筑设计结构造型、现代手法的“百花齐放”。这就是徐学林这位老建筑人几十年来对义乌城市建筑发展的最好诠释。
    2009-09-11 10:56
  •     “我1949年4月出生,1966年到老家东河村当知青,种过地,当过民办教师,1977年返城。1985年起在英语教研室工作,今年4月退休。”也许因为长期从事英语教学研究工作,谭德凯的语速很快,快得让人有点措手不及。他的思维那么敏捷,谈吐那么清晰,笑声那么爽朗,这一切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自学英语抄书始
      谭德凯的父母都是教师。1977年,在知识青年返城大潮中,谭德凯也结束了10余年农村知青生活回城了。不久,他顶职正式进入教师队伍。“我们那一代的青春年华遭遇了10年荒唐的岁月。如果我们更小一些,那么对痛苦的体验就不会那么深;如果我们更老一些,因为我们已经历过许多,对社会的混乱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迷惘和困惑。然而我们恰恰在风华正茂的人生花季,遇上了那个10年。我们因而错过了最佳的求学时机,错过了最佳的成家立业的时机。那是一种伤痕,是永难忘却的一道伤痕。它深深烙刻在我们的心坎上。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共同遭遇。”
      “那10年,谁敢学英语?荒废了10年重学英语,想找本英语参考书都很难。后来,我从我的老师那里借来一本英语书和一本英语字典。自学英语,靠的就是初中时学的那点底。我把英语书从头到尾抄了一遍。我一点一点地啃。每天读一点,每天都有新的收获。也许曾经错过,所以更加懂得珍惜。我从来没有觉得苦和累过,学习是一种自觉的需求,是快乐的。”
      对知识的渴求,如同地下奔突的熔岩喷薄而出;压抑已久的学习热情,如同大江大河不可阻挡地冲开深山险壑。令他尤其难忘的是,市教育局抽调他参加了为期4个月的英语培训。培训结束后,他担负起了培训全市初高中英语教师的重任。
      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谭德凯先后开展了4期教师培训。这些教师来自义乌各中学、初中学校。他可以非常自豪地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义乌百分之六七十的初中英语教师都是他的学生。“掌握音标就等于拥有了一把自学英语的钥匙。”他的这种教学理念广为传播。直到现在,虽然英语教学前所未有地强调口语化、交际化,但这种理念并没有过时。对现代英语教学而言,学习音标始终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儿子圆了我的大学梦
      “最初,我有点像消防队员,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在结束第一期英语教师培训之后,我又回到东河小学教了一个学期。然后又是教师培训,结束后又回到东河小学。1980年,我到义乌中学代课,教高三重点班。第二年,我又到佛堂中学(即今之大成中学)教高三英语课。一晃三年。1985年起我到英语教研室工作,这才算稳定下来。”做了教研员后的谭老师,同时在育英高复班授课。让他颇为自豪的是,1986年,他所执教的文科班,升学率达70%。因其英语教学成绩卓著,1988年,只有初中学历的他破格被评上一级教师。
      无论工作如何繁忙,谭德凯始终坚持学习。没有正儿八经读过大学是谭德凯深以为憾的事。他不愿因为错过太阳而再次错过星星和月亮。从1987年开始,他就开始自考英语。因为自考相对较难,为了稳妥起见,他又报考了电大。1989年,他一下子收到了两张专科文凭。但他并没有满足,年近花甲,他还攻下了外贸英语专科文凭。
      妻子曾埋怨他,为什么不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辅导自己的孩子。他认为,学习要靠自己,最重要的是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孩子善于主动学习,有很好的学习习惯,做父母的就无须花太多的心思。他的孩子是义乌中学93届学生,以金华市第一、浙江省前二十名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国际金融与财务专业录取。英语成绩义乌市第一。这是他深感欣慰的。“像我们这一代,自己没有读过大学,就把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实现他的梦想,我的儿子替我圆了大学梦。”
    2009-09-11 10:56
  •     1969年9月,时任佛堂公社党委书记的朱和墉接到一份特殊的通知,请他与浙江观礼团一起赴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 
      朱和墉只有高小文化,土改时即参加工作。在长期的农村工作中,组建过全县规模最大的农业合作社“佛堂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担任社长。朱和墉在参加集体劳动中,与农民群众同工同酬,在他的带领下,该社成为全县粮食单产最高的一个乡镇。1958年12月,荣获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签发的“农业生产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大奖状,这也是当时浙江为数不多获得这一殊荣的乡镇。
      40年后的今天,当记者来到佛堂,已不见当年几千人喊着号子田间集体劳作的身影,这里已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小城镇,高楼鳞次栉比,年产值上亿元的企业已成雨后春笋之势,昔日的“泥腿子”早已“洗脚上田”,成了老板,开上了宝马、奔驰轿车。虽然生活富裕了,但对于过去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大家仍然记忆犹新,更感叹祖国的发展与变迁。
      在佛堂镇新市基共和巷的一间普通民房里,记者走进了朱和墉的家,得知他已于去年底辞世。说起过去的事,朱和墉的老伴、儿女们总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说,朱和墉当年有“三大创举”,一是第一个成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二是带领社员共同努力,成为义乌第一个粮食亩产超过国家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800斤指标的合作社;第三,作为义乌乡镇干部参加首都国庆观礼,他是第一人。
      朱和墉是土生土长的佛堂人。他的父亲朱忠明勤劳一生,不置产业,惟全力培养儿子读书。他的信念是“多留余德于子孙,比多留余业好”。朱和墉兄弟5人,他排行老三。除了他留守在父母身边,其他的兄弟都靠学业努力而远离故土,成了有事业的人。兄弟们出息了,家里的重担都落在朱和墉身上。他干起活来是“拼命三郎”,尤其当上了高级合作社的社长后,更是群众心目中的“赤脚书记”、“农民书记”。
      他的老伴金珠琴回忆道:每天天还没有亮,他就卷起裤腿,挑上两只粪桶,手里握着锄头、拖着箩筐下田去了,一直到太阳下山才回家,晚上又要组织开会。那时,他与社员一起劳动,却坚持只拿一半工资,这是为了能让其他社员吃饱、多些收入。他创造了“按田块、定路程、分等级、搞定额”的农活按件计酬、按劳分配的方法,极大地调动了社员保质保量争干抢干农活的积极性。同时,他因势利导依靠和动员集体力量,修建了全镇70多座山塘水库,沿义乌江建起了电灌站,改变了农田灌溉条件,解决了80%以上农田“靠天产粮”的现状。因成绩突出,1957年,朱和墉出席了省农业战线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58年12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签发“农业生产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大奖状,授予佛堂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金珠琴现年已经79岁了,回忆起和老朱一起走过的岁月,老人不禁浊泪满腮:过去做得太苦了,现在的好日子以前想都没有想过,共产党好、人民政府好啊!
      记者了解到,老人膝下的五个子女有的成了国家干部,有的成了人民教师;孙辈们更出息了,有的当了老板,有的出国留学……时常,老人会把一些老照片拿出来,给前来探望自己的儿女们看,给他们讲过去的岁月,教育孩子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珍惜现在,创造更加美好富裕的新生活。
    2009-09-11 10:55
  •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在历届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义乌人民以及广大外来建设者,秉承着“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义乌精神,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用心血和汗水,在这片贫瘠的大地上,描绘出了让世人惊奇的绚丽多彩的画卷,使义乌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为全面展示60年来义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激励全市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义乌的实践,再创新的辉煌,本报特推出《1949:义乌解放档案》、《共和国同龄人》、《六十年义乌奖状》等栏目。今日推出《六十年义乌奖状》系列报道,敬请读者关注。
      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大陈公社认真落实农业“八字宪法”,创下了当时全国科学种田的奇迹,一度成为各地争先学习的义乌版“大寨”。从1970年初开始,外地代表纷纷来大陈公社“取经”,先后有北京、上海、湖南、湖北、四川等13个省市,省内有57个县的代表来过大陈,总数超过70万人次。
      8月初的一天,记者来到“大寨精神”义乌样板的大陈镇后畈村采访。“现在粮食不再紧缺,这里除部分水稻外,多数村民都种上了蔬菜、水果等作物。”走过宽敞的村庄水泥路,穿过几幢气派的民房,看着起伏的山丘和绿油油的田地,后畈村村民周永昌陷入了回忆中。
      40多年前,以时任大陈公社后畈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周永昌为代表的干部,在庞文望、黄乃斌等农技专家的指导下,带领广大群众,以科学和实践为基础,苦干加实干,坚持科学种田,粮食获得了连续10多年稳产高产。
      科学种田:成为“学、赶、超”新标杆
      “种田要靠一个宝,八字宪法莫忘了。土肥水种都重要,密保管工少不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信那时的干部群众都熟知这首“民谣”。其实,这是一整套综合性农业技术措施,它指明了农业增产必须的“人力投入”(如兴修水利、扩大种植面积)和“科技成果”(如推广优良品种、改良工具)两个条件,通过采用科技方法,注重实践,精耕细作,实现粮食的高产丰收。
      “这其中最关键是要有良种。”在大陈公社蹲点指导长达8年的原农业局局长庞文望说。1965年,庞文望来到后畈大队蹲点搞样板,他重点抓住了“一组三块田”,即建立大队科技组和高产示范田、品种对比田、种子繁殖田。为了选出适合当地种植的新品种,庞文望每年都到省农科院、嘉兴农科所、绍兴农科所引进良种。他告诉记者,搞好“一组三块田”就相当于牵住了贯彻落实八字宪法的“牛鼻子”。
      然而,当时物资匮乏、土地贫瘠、水缺虫害多等都是粮食生产需要克服的一道道困难。于是,群众把杂草拌泥土焚烧后的“焦泥灰”、家禽毛腐烂后的“和毛”当肥料,给秧苗增加营养;用除杂草、滴油、网捕、喷农药的“海陆空”方法,立体化除虫害……“这些虽然都是原始的土办法,但过程却复杂而艰辛,效果也很好。”当年担任大陈公社农技站副站长的原市科协主席黄乃斌说。
      “用‘和毛’塞秧根的活非常辛苦,一般都是小姑娘们干的。”庞文望说,在插秧苗时,姑娘们腰挂一只装满“和毛”的篓子,前者插秧,她们就掰一小块拌上焦泥灰的“和毛”,迅速塞到秧根部位,这样等于把营养直接喂到了“嘴巴里”,秧苗转青快,发蘖早。
      1967年,义乌遇到夏旱连秋旱,大陈江断流,河床干涸,大陈农业生产雪上加霜。面对罕见大旱,大陈公社、各大队领导及全体群众,采用一切办法抗旱救灾。后畈、金山等大队群众,在大陈江底开深井集泉水,沿着山坡开渠道,再用木制水车,一级接一级,换人不停车,把水灌入干旱的田块,救活了秧苗。当年,在其他地方晚稻多数绝收的情况下,大陈晚稻却出了亩产近500公斤的奇迹。
      科技和勤劳催生了大陈粮食持续高产丰收,并涌现了后畈、金山、红旗、大陈一大队和二大队等一批典型。特别是后畈大队,从1958年开始粮食连年稳产高产,1969年,小麦、早稻、晚稻三季粮食年亩产达907.5公斤,《人民日报》头版对此作了报道,从此大陈公社后畈大队声名远播,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学、赶、超”的又一个标杆。
      1970年9月下旬至10月下旬,金华地区在大陈公社举办农业“八字宪法”学习班,推广大陈公社科学种田的经验。“学习班分四期,每期7天左右,13个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都来参观学习。”周永昌介绍,第二年,全金华地区的粮食生产平均每亩就增产了50公斤。
      凝心聚力:用勤劳双手创造幸福生活
      “大陈公社科学种田的经验影响广泛而深远。”黄乃斌回忆道,为使粮食生产进一步提升,大陈各大队先后成立了科技组和植保队伍,并经常组织人员到省内外学习好技术、新经验。面对接踵而来的参观人员,在上级指示下,大陈又从科技、植保队伍中抽调100多人,经过培训考核后外出到各地上门“传经”。
      1978年,由农业、科委、科协等单位为技术指导,大陈各大队科技骨干为主体,全县30多个大队科技人员为成员的“义乌县学后畈粮食高产协作组”成立,协作组把后畈经验“移植”到各村开展试点示范。到1984年,全县粮食总产量由原来的2亿公斤猛增到2.5亿公斤。
      “艰苦奋斗才能创大业,一切成绩的取得都与当时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吃苦耐劳的精神密不可分。”黄乃斌感叹,面对条件差、困难多、方法少的状况,后畈“铁姑娘队”连续车水三个月抗大旱,各生产队长每年春节外出收购羽毛和头发用来制“和毛”,还有大规模的围溪滩造田、开山造梯地等等。大陈人民硬是凭着这股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的劲,创造了辉煌和奇迹。“所谓人心齐稻头齐,有了党的领导和科技人员支持,群众自力更生、凝心聚力是收获成功的基础保证。”周永昌说。
      “八字宪法内涵在今天依然十分重要,并继续发挥着作用。”庞文望说,比如在当前粮食生产中,技术进步的内容是广泛的、综合的,但起作用最大的还是优良品种、栽培技术、植保技术、土壤改良以及种植结构调整等方面。
      “而更要继承和发扬的是其精髓,那就是不怕苦不怕累、勤劳勇敢的精神。”这些老一辈们认为,现在社会发展、时代进步,但政策再好、条件再优越,干部群众们不抱成团、不凝心聚力,没有与时俱进、自主创新意识,只想依赖向上级伸手和政府支援,那是什么目标也无法实现。无论何时、面对怎样的艰难困苦,有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就能以十分的自信、百倍的热情去迎接挑战,创造出美好未来。
    2009-09-11 10:54
  •   绣湖广场,以其优美的环境、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最受市民喜爱的休憩场所,而广场底下的世纪商城,又是一个“地下广场”,这里拥有800多个店面和一家大型超市,各种公共设施一应俱全,每天有数万人来这里购物、休闲,成了最火爆的商业地带。
      家住城区稠关的老项,今年已过知天命之年,只要有空闲,他总爱到世纪商城逛。在他眼中,这里不仅是商业宝地和市民喜爱的休闲购物场所,更是防范和减轻灾害、保护人民生命与财产安全的人防工程,也是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人防工程。
      老项1996年从部队转业,成了一名人防干部。他说,以前义乌人防可用“散、小、低”这三个字来形容,充其量也就是有三四个“洞”。进入新世纪,我市始终坚持“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结合”的指导方针,用创新的思路,创造性地开展人防工作,使我市人防事业在全市民防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民间资本参与建设
      在市民防局,局长陈章勇介绍说,我市在“地上”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向“地下”要资源,提出了“再建一个地下义乌”的战略构想,力争人防建设在义乌新一轮的国际商贸名城建设中,做到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发展。
      2000年前后,我市准备在市中心区域建设一座集观光、休闲、商贸于一体的大型市民广场及地下商城,总面积超过8万多平方米。义乌人防部门超前谋划,主动靠前工作,及时向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市民广场地下商城及停车库兼顾人防问题的建议,得到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很快,市政府下发文件,明确地下商城及停车场工程应按六级人防工程防护等级要求进行设计和建设,从工程设计开始就力求做到“平战结合”。
      在此基础上,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组织开发商前往杭州、上海等城市考察,进一步增强他们的国防意识,树立居安思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工程招投标时,几家开发商都多了一份必不可少的资料,那就是:“筹建市民广场地下商城及车库兼顾人防问题的可行性报告”。随后,中标的企业严格按照设计要求加快建设,政府及相关部门加强监管。经过近两年的建设,该工程全面竣工,地下不仅成了繁华的商业城,而且也成了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掘开式人防工程。地下一层为精品商业城,有800多间店面;地下二层为大型超市,为市民和游客提供购物服务。
      2003年初建成投入使用以来,世纪商城每年上缴数千万元的税收,创造了三四千个就业岗位。如今,这里已成为义乌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实现了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战备效益的有机结合,既提高城市的整体防护能力,又较好地服务了城市的社会经济生活。
      人防事业快速发展
      总结、推广世纪商城的成功经验,我市进一步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人防工程的建设,通过各种载体,请大家算“三笔帐”:土地资源帐、经济效益帐和国防利益帐,使企业、群众认识到人防建设与经济效益、自身安全是息息相关的。从2002年到2008年,我市先后建成了义乌国际商贸城、北苑街道行政中心、金城国际商务公寓、欧景名城、金桥人家住宅区等10多个开发项目的人防工程,每个项目建设人防工程面积均超过了1万平方米。我市人防工程的建设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而经济社会的发展又促进了人防工程的建设,两者协调发展,互促共赢。
      近年来,我市在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快速发展的同时,以推进国际商贸名城建设为契机,大力推进我市人防(民防)事业的快速发展,在全市民防体系建设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全市人防规划体系建设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人防指挥体系建设上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全市人防工程建设上形成了规模体系。义乌人防部门也多次荣获人防工作先进单位和人防工程建设先进单位。(刘军)
    2009-09-10 09:20

  •   荣誉:1973年,义乌县广播器材厂更名为义乌县红旗电视机厂,成为省内首家县级电视机厂。该厂自行设计生产的14吋电子管黑白“红旗”牌电视机,成为全省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其主要部件“偏转线圈”,在全国电视机行业质量评比中获全国第一名。
      电视机对于今天的人们,已是必不可少的“家庭成员”之一了。而在上世纪70年代,对一般老百姓来说,却还是个稀罕的“匣子”。可在当年的义乌,却有这么一家工厂,已能生产这个稀罕“匣子”,这就是当年声名远播的义乌县红旗电视机厂。由于当年该厂生产了响当当的产品,在全国为义乌露了一把脸。
      “当年的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但扳扳手指头却已经30多年了。”日前,笔者来到红旗电视机厂职工宿舍,见到了从筹备工厂开始一直走下来的陶尹东。随着这位81岁高龄老人的讲述,时光似乎也回到了几十年前……
      从生产广播起步
      说电视,不能不说广播。那还是“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虽然1958年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就已在天津诞生,同一年也开始了试播。但在此之后的中国,经历了太多的事情,电视的发展速度很缓慢。别说农村,就算在大城市,一般人家也很难有电视机,文革时期推广普及的不是电视,而是广播。
      那年月人们热衷政治斗争,全国各地都把广播作为宣传的好工具,所以广播需求量很大。1969年,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江省有关部门要定点一个工厂,专门生产广播器材,当时有两个候选点,义乌和宁波。由于义乌方面积极争取,最后省里把这个点放在了义乌。于是成立了义乌县广播器材厂,职工队伍有几方面的人员组成 ── 国家干部、复员退伍军人、成都电讯学校的毕业生、义乌当地的一批中学生等,共300多人。当时还是“备战备荒闹革命”时期,学校也歇着,工厂就放在了苏溪一所被闲置的学校。
      当时生产的产品主要是250W的广播“扩大机”,由于是计划经济,工厂不用考虑销售问题,产品全部交给浙江省五金交电公司,经过相关渠道,把广播送到各个人民公社。第一年下来,企业获得1万多元利润,这在当时已经相当不错了。企业有了响声,职工的待遇也不错,大家的劲头也很足,生产出来的广播源源不断往外走。
      全省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的诞生
      转眼到了1973年,随着我国电子技术的发展,电视机生产技术开始成熟。省里又下达了任务,生产14吋的黑白电视机,工厂的牌子换成了“义乌县红旗电视机厂”。虽说广播、电视是“兄弟”,但技术还是相去甚远。为重新创出一片新天地,工厂除了员工参与培训以外,还积极“招兵买马”。当时电视机是木头壳的,就招来全县10多个好手艺的木匠师傅,成立了木工组;外壳要喷漆,就成立了“克鲁米”电镀车间;此外还成立了金工车间、热处理车间、变压器车间、装配车间等。当时一个小县城生产电视机,在全国极为少见。为弥补技术力量不足,上面也派来一些技术人员进行指导,怎么焊接才不算虚焊、漆包线绕多少圈才算合格等,电视机厂的职工们在干中学,在学中干。
      当时厂里有几位老牌大学生,如沈泳元、范复礼、王荷娟等,有学问也肯钻研,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当时除了显像管是购进的,如显像管后面那个像头髻一样的线圈等许多东西都是自己设计生产的,也很有技术含量。厂里的技术人员和职工很认真,搞革新搞创新,图纸、表格、数据成了他们谈论的话题和埋头研究的课题。为电视机出厂时达到较好的质量水平,厂里还用车子把电视机拉到颠簸的路上去“震检”。如果经过剧烈震荡,电视机图像和声音没受影响,再经过热处理,电视机才算合格出厂。
      就这样,义乌县红旗电视机厂在上世纪70年代,不仅生产出了省内最早的黑白电视机,其自行设计生产的14吋电子管黑白“红旗”牌电视机,还在全国电视机行业质量评比中,作为主要部件的“偏转线圈”获得了全国第一名。
      “作为一家县级电视机生产企业,当年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很多人奉献了才智和汗水,为国家和义乌做出了贡献。”老陶对此满怀感情,他说企业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产的14吋、17吋、19吋黑白晶体电视机,因为质量好,得到了广泛的好评,为义乌赢得了荣誉。虽然现在电视机领域日新月异,但那段“黑白”岁月仍然值得怀念。(洪新年 赵樟彩)
    2009-09-09 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