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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错打成右派的日子里

  1956年8月,我从金华师范调新建的义乌师范任副校长,翌年春成立校党支部时又任书记(校级干部仅我一人)。我正值而立之年,一心想把学校办好。可第二年6月开展的整风反右运动,让我做了一场恶梦。
  1957年12月被点名批判,1958年3月被正式宣布划为右派分子,撤销职务,开除党籍,监督劳动。同年5月,调义乌中学任地理教师,下半年,学校基本停课,与学生一道参加大炼钢铁运动――挖坟砖、挑矿石,去农村帮助秋收冬种等。1959年5月,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共2年9个月。1962年1月,重新分配去义乌中学任教。1963年1月宣布摘帽(叫“摘帽右派”,实际并无多大区别)。文化大革命初,又被揪斗审查,在校监督劳动,至1970年秋始告“解放”,分配管理图书、制农药(“九二О”生长激素、猪饲料添加剂等)和印刷等工作。1977年秋任史地教师。
  1979年4月,宣布平反,落实政策,恢复了政治生命,重见了天日。我从戴帽到平反长达22年,期间任教师、劳动改造和干杂活各约占三分之一。
  1980年,调任省金华供销学校校长,至1986年离休。平反后再干了8年,加上戴帽前干的10年,合计堂堂正正为人民服务仅18年。为发挥余热,为革命再作贡献,我离休后当年就到金华市委党史研究室帮助工作。1992年秋,市新四军研究会成立,我被推选为秘书长,负责日常事务工作。回忆40年前被打成右派的情景和所受的折磨,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1957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大家提意见,敢于讲话,敢于批评。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在全国传达后,受到各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的欢迎。
  4月底,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这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要求各级党组织采取边学习边检查的办法,结合动员党外人士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总结和改进工作。这使我深受教育和鼓舞,认为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充分发扬民主,虚心接受群众监督,是加强和改善执政党的领导,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的保证,也是党有信心有力量的表现。我也多次在校内召开教师和学生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让大家为办好学校献计献策。
  时隔不久,形势就起了变化。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正式拉开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序幕。首先向知识分子相对较集中的文化、教育、卫生和民主党派等部门开刀。当时,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铺天盖地,公开点名戴帽子,指标一级压一级,来势如暴风骤雨,黑云压城城欲摧,一时搞得人心惶惶。
  同年9月中旬,我去杭州参加省教育厅主持的教育系统整风反右学习(中学以上校长和校园干部参加)。当时已进入批判右派的高潮,我老是心中打鼓:为何帮助党整风成了向党进攻?为何动员提意见竟是“引蛇出洞”?为何一再表态“言者无罪”又说是“有罪者言者有罪”……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使人无法理解。当厅领导动员党员干部响应号召,忠诚老实,有啥说啥,帮助党整风时,我内心十分矛盾。这是能不能向党交心,敢不敢“引火烧身”的考验。是“怕”字当头,还是“敢”字当头?一个共产党员,为党的事业连牺牲都不怕,难道竟怕向党讲真话,于是我讲我写……
  后来,大祸临头,被抓辫子打棍子,成了右派。他们批判我的右派言行,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在大字报中说:“照抄照搬苏联的五级记分法、品德五级评定、综合技术教育和劳卫制度等做法,不结合中国实际,形式主义,没有什么意义……”这被批判为反对学习苏联。
  二、我在大字报中说:“因材施教要求抓两头带中间,实际上变成了只抓少数尖子学生,成为推行资产阶级‘天才论’的翻版。还是提抓大多数,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好……”这被批判为攻击党的教育方针。
  三、我在小组发言中说:“建(成)师(范)变慢师,一年(毕业)变四年,并入浦江及诸暨初师带过来的3个原建师班思想很不通,给工作带来了被动。这是领导没有调查研究,没有把需要和可能相结合,主观拍板的结果,是不是可以说是冒进……”这被批判为攻击教育战线大好形势。
  四、我在小组发言中说:“4月听取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传达时,说是阶级斗争还存在。而他在《夏季形势报告》中则说过渡时期始终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才使我清醒了头脑。这是毛主席根据实践的发展作出了新总结……”这被批判为诬蔑和攻击人民领袖毛主席。
  五、1957年6月,学生温课迎考期间,经常停电,影响学习,为此,我曾多次向县工业部门领导反映,要求督促光明电厂改进工作。后来学生干部问我是否可以由他们派代表去电厂提意见时,我就找团干部、学生会主席(均是中共党员)商量,同意每班派1名代表共9人,由学生会主席包焕大带队去电厂。他们只是当面要求保证照明并交给意见书,未有其他任何越轨言行。事后,县委宣传部领导批语我无组织无纪律,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汇报,我被迫作了检讨。此事虽有不妥之处,但后来被批判为指使学生“闹大民主”,与右派进攻相呼应,并作为划我为右派的主要依据。
  以上言行,可能有些偏颇,但无论如何也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在阶级斗争为纲,带着有色眼镜的岁月,欲加之罪“莫须有”,可说是“在劫难逃”。
  
  戴上右派帽子,不仅失去了宝贵的政治生命,而且进入了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阶级敌人的行列。随之带来思想、工作、生活和家庭等一系列压力。有的被送去劳动教养,大部分则被遣送回家监督劳动,即使像我们受到从轻处理保留公职的,也是矮人三分,提心吊胆过日子。因而夫妻离婚(是党团员的必须划清界限,有工作的配偶须跟着下放回家或被迫远走他乡),自杀或因贫病而死等不断发生。此外,还株连子女,不得招工、当兵、升大学和提干等等。总之,本人及家庭都要跟着背黑锅、受活罪。简而言之,要承受以下几个方面的严峻考验:
  第一,要过好思想斗争关。从点名批判到宣布载帽的三四个月时间里,思想斗争最为痛苦。对从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一下子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180度大转变,思想感情上总是接受不了:我是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向党交心,引火烧身,愿意接受一切正当途径的批评和处分。现在,何以黑白颠倒,不容分说,一棍子打死!解放前,我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后来参加游击队,经受了生死斗争的考验;解放后我在剿匪、镇反、土改、抗美援朝和合作化等运动中,思想进步,工作勤奋,曾多次受到表彰。尽管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成为阶级敌人。
  第二,要过好安于清贫的生活关。政治上沉重打击的同时,还带来严厉的经济惩罚。我的工资待遇从行政17级降为每月只发生活费38元。1962年到义亭中字工作后,调整后42.50元。每月收入少去一大半,直接影响个人及家庭的生活。我在兄弟四人中排行老大,担负在经济上资助家庭的责任。1956年起每月寄家40元,供养老母和儿子,同时还要负担2个弟弟生活和读书的费用。此外,个人生活也十分清苦,常把一个钱掰成两半用。20多年的清贫生活,我清清白白做人,养成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良好习惯,使我终生受益。
  第三,要过好艰辛的劳动关。1959年5月,组织上宣布我下放农村劳动,我下定决心:要吃得起苦,过好劳动这一关。共劳动改造2年零9个月,一半多时间在农村,其余在农场,经受住了锻炼和考验。
  1959年5月至1960年11月,我先后在官塘公社犁头山、夏沿公社桥头和义亭公社义亭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白天跟社员一道劳动,雨雪天学习,晚上有时下村帮助工作,如传达上级有关文件、记录讨论意见等。除农忙季节外,每月可自行安排休息4天。开始,在食堂蒸饭买菜,很快食堂因缺粮、缺柴和缺菜等办不下去,我们就自己烧,每天轮流买菜烧饭。那时劳动时间较长,每天一般为10至12小时,农忙时须起早摸黑,劳动任务也较繁重。经过半年多,我基本学地除犁、耕、耙、耖以外的农活,挑担也从原来三四十斤提高到上百斤。
  1960年11月至1962年1月,在福田公社西旺良种场监督劳动。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呈现一片凄凉景象,有的临终时说:“吃饱一餐白米饭,死也心甘。”为避免不良影响,县发决定将下放劳动的未摘帽右派全部集中到农场劳动,共约三四十人。每周周一至周六劳动,晚上学习或开会,每天劳动时间约10小时左右,周末休息。由于场领导思想“左”倾。实际上将我们当劳改犯看待,不顾我们原系脑力劳动者,体质都较差,定量粮食又都在25斤左右,在口粮不足的同时,还强行压任务定指标,如规定每人每天必须割多少稻谷,挑几担肥料,到火车站挑多少煤,若完不成任务就要遭批挨斗,甚至给予星期天不得离场回家的处罚。因负担过重,不少人生病了,有的因未能及时诊治而猝死。如原义师教师姚居正在场带病劳动半年多,因肾病以脏病夜半去世,及至第二天才被发现。七旬老母闻讯自杭州赶来告别(妻子原系村民办教师,不幸捞猪草时淹死),白发送黑发,呼天哭地的情景惨不忍睹。
  1962年初,县委统战部派人来场组织我们学习,结合自我下放劳动小结,然后按照当时国家精简人员的指示,宣布部分人员下放回家劳动,大部分人重新分配工作,我就到义亭中学报到,一干就是19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驱散乌云见太阳。我也终于得到平反昭雪,云开日出,重新抬头挺胸做人,能活着等到这一天,真是莫大的幸运。
  我感谢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勇于改正错误;更感谢党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率领全国人民改革开放,在短短20年时间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城乡面貌发生日新月异的巨变,人民生活由贫困奔向小康。
  瞻望前景,光辉灿烂。在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为争取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时,我们不能忘记过去,要认真总结建党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吸取沉痛教训,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本文选自《义乌文史资料》第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