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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林寺的历史地位及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佛教传入义乌境内历史较悠久。据清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修的《义乌县志》18卷《寺观》记载,全县寺观(庵)共计91处,另有道观庵61处。解放初期统计,我县境内共有寺17处,庵13处。其中:梁朝建的有云黄寺、双林寺;唐朝建的有五云寺、萧皇岩;宋朝建的有圣寿寺、铜山岩、海云寺、德胜岩;元朝建的有回龙寺、赤山寺、仙山寺;明朝建的有畈田朱经堂、禅明寺、白雀寺;清朝建的有胡公殿、龙德岩、太宁庵。所有这些寺观,当时都具一定的规模,对本县和邻县人民皆有一定的影响。其中,以云黄寺、双林寺的历史最为悠久,特别是双林寺,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影响很广,可说是闻名遐迩,尤其是在日本。

据《双林寺考古记》一书中的记述;元朝助重修双林禅寺原先铭云:双林寺者浙水大刹也,黄晋卿学士诸如公宝林疏云:遒眷双林胜境,犹存十刹旧名。明佚名氏选重修双林禅寺序云:乌伤上游,古刹双林,在震旦国中,称庄严第一。清许乾重修林铁塔记云:双林寺宇,号称天下第三,江浙第一。由此可见双林当时之盛况。

双林寺位于我县合作乡的云黄山(又称松山)山麓,自南北朝梁代善慧大士开山以来,至今已1400余年。

傅翕,字玄风,义乌合作乡稽亭里人。南朝齐建武四年(公元497年)五月八日出生,以农渔为生。在24岁那年,在一位叫嵩头陀达摩的天竺僧的指导下,开始信奉佛教,并在云黄山双寿树之间结庵修行,自称是能解脱众生之苦的善慧大士。因梁武崇信佛教,乃于中大通六年(公元534年),他派遣弟子傅旺进京上书,称梁武帝为国主救世菩萨,深得梁武帝的欣赏。不久,他被召至京讲经说法。一时间名震京城,皇帝以至公卿大臣都听他的说教。有的还皈依他的门下。后梁代末年闹饥荒,他又率领其门徒上山拾橡栗,采野菜,煮粥施舍,救活了乡里民众甚多,深得民众的爱戴。同时,他又依据佛典,大力弘扬佛法。云黄山和傅翕之名传闻天下,人们都称他为傅大士

由于傅翕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又受到民众的崇拜,双林很快成为了当时的名刹。后经隋、唐、五代,至宋代已成为规模宏大的江南名刹。北宋时,僧舍犹余千二百楹。英宗治平三处,赐宝林禅寺额,徽宗大观二年赐田20顷。因傅大士开始结庵双寿树间,人们一般称双林或二林,敕名宝林禅寺。南宋嘉定年间,宋宁宗品定天下禅宗丛林,选出禅宗十刹,双林被列为十刹之八。元、明、清三朝,双林虽屡兴废,然仍保持相当规模,在国内外均有盛名。

双林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山上有宏伟殿宇,精湛的雕塑,又有七佛庵、行道塔、铁塔以及石经幢等万事具古建筑,都是我历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也为我们研究古代建筑和文化留下了可贵的资料。同时,双林地灵人杰,高僧辈出。他们曾写下了不少佛学著述和诗文,是我国文化宝贵遗产。另外,双林还与日本佛教有过密切的关系,曾为中日文化交流作过贡献。

唐、宋以来,浙江的经济、文化均有较大的发展。沿海明州(宁波)、温州航海业也有较大发展,中日间来往日益频繁。日本佛教人士倾慕我国佛教文化的丰富和名山大刹、山水风景的秀丽,纷纷来浙朝祖庭、参禅学。北宋约有20余人,南宋、元、明各代均有上百名日僧来浙。他们来浙主要到台州的天台山;明州的天童、育王;杭州的经山、灵隐、净慈;也有到婺州(金华)双林、湖州道场、温州江心的。特别是元代以后,日本僧人到双林的逐步增多。其中最著名的有日本平安时期(公元976-977年),即我国宋太宗年间,日僧源信曾与双林有过往来。源信是日本的高僧,在净士、天台、慈恩、禅宗等方面都有较高造诣。宋太宗端拱元年(公元988年),源信曾将他写的净士宗专著《往生要素》托宋高、杨仁带到中国,后来转到了双林七佛道场行和尚。行和尚于992年请杨仁给高僧带去回信一封、经典一批。宋太宗淳化三年三月(回信的同一年),源信又将他写的《因明论疏四相违略德释》三卷托宋高、杨仁转交给行,并另抄一份请行转交西安慈恩寺弘道大师的门人,要求决疑。由此,可见双林与日本佛教文化交流之一斑。元代时,日僧到双林主要有铁印景印、寂室无光、大拙祖能等。他们都在双林往过一段时间,拜双林僧为师,学习中西佛学。如大拙祖能,在中国住14年。拜双林住持东阳德辉为僧,潜心参学,回国后在常陆之间开创楞严寺,向他求学的僧众达3万多名。寂室无光等回国后开创寺庙住持大刹,弘扬中国禅风,也影响甚大。他们是中日文化的沟通者,为日本佛教文化作过重大贡献。

同时,在双林寺住过的中国僧也有到日本传教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元代高僧明极楚俊。他曾住持过双林。元文宗天历三年(公元1329年),他应日本佛界的邀请,与竺仙梵仙一同东渡日本,历住建长、南禅、建仁等大寺。他宣扬中国式的禅风,对日本上流社会的精神生活起到了显著的感化作用。许多公卿、武士向他学禅,深得当世的尊重。明极楚俊擅长诗文,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也很大,许多诗文流传至今。直到现在,一些日本的佛教界人士还问及双林,可见双林对日本佛教文化影响之深远。

 

                              本文选自《义乌文史资料》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