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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抗日武装革命文化活动概况

   1942年5月,日寇大举进犯浙赣沿线地区,国民党守军不战而溃,弃地千里,陷人民于水火之中。5月21日,义乌县城被日军侵占,22日,义西和金东一带也接着沦陷。为适应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形势,中共义乌县委号召全党同志立即着手组建抗日武装队伍,以义西和金东地区为中心,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根据地。在进行了发动群众建立游击小组和搜集武器弹药,加强统战工作,争取民主人士出面抗日以及进行除奸反霸斗争等一系列工作后,7月7日,十几个游击小组在下宅祠堂集中,成立金东义西抗日自卫大队。7月下旬,第八大队正式宣布成立。下设3个中队,大队部建有党总部,中队里建有党支部。八大队成立后,在我党的领导下,同日伪顽展开了错综复杂、艰苦卓绝的政治军事斗争,同时,也展开了多渠道、多层次和多种形式的抗战革命文化活动,为义乌的抗战历史增写了光辉的篇章。
   为加强地方群众的政治宣传和组织领导,促进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中共义乌县委决定在第八大队成立的同时,把年青党员和进步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战地服务团。7月24日,战地服务团在寺口陈正式成立,县委书记肖江(江征帆)主持成立大会,任命吴琅荣为团长,陈家金为副团长。团部设若干股:组织股长黄穗,宣传股长吴挺,民运股长陈凤岐,总务股长阮启孝;吴璀献、金关壁、滕永通等为区队长。
    战地服务团首先以演唱抗日歌曲的形式来发动群众投入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男歌手陈凤岐曾参加过皖南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受到何士德、章枚等音乐家的熏陶,并带回一大批战歌。团员们常集中一起,由陈教唱和指挥,然后把学会的一些抗战歌曲在抗日根据地一带为群众演唱,有时在雨台上,有时在集会上,也有时是即兴演唱。两个金嗓子吴影、吴海燕的歌声尤受群众的欢迎,她们曾在吴店、寺口陈、下宅、溪口、黄山、溪华及里美山等地演唱。抗日歌声在根据地的每个角落里回响,并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激励着人们抗日救国的信心和决心。
    为组织民众抗日,战地服务团办了《烽火》大墙报,四大张白报纸,誊抄两份,一份贴在吴店村市基一家酒店的墙上,另一份贴在上溪街上,由吴挺具体负责。内容是谈农会、妇救会的组织活动,自卫队任务等,也转抄一些进步报刊、杂志的文章。由于战争影响,《烽火》墙报历时8个月后停刊,共约出七八期。
    恢复和发展学校教育也是战地服务团的一项重要工作。1942年冬,女队员孟珊君在上溪乡筹措经费,准备师资,并动员儿童入学。不久,上溪小学成为根据地复学最早的学校。1943年上半年,在吴店下塘沿的堂楼下也办起了村校,由吴非远、楼小嫒、郭铮3人自任教师,自理校务。1943年7月,滕永通在黄山近旁的雅童村恢复村校(当时战地服务团已改为政工队)。这些村校的课本均由他们自编。
    1942年11月,八大队成立政工室,负责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主任由肖江担任。政工室成立后,在根据地吴店、上溪、夏演、东河一带刷标语、办壁报、搞演讲、演话剧等抗日宣传活动;在吴店办民众夜校,教唱《战斗歌集》(新四军浙东纵队政治部战斗报社编印)中的抗日歌曲,并发动根据地群众普遍办识字班,妇女、青少年纷纷上识字班学习,提高政治觉悟。
    1943年春,政工室创办《抗日报》,吴山民题写报头,马丁、林岚先后任主编。《抗日报》以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揭露国民党和敌伪阴谋,教育鼓励人民群众抗日热情为主要内容。其消息来源:地方消息由各单位供稿,部队的指导员是当时的通讯员;国内、国际消息是采用新华社电讯。因当时没有电讯设备,这些消息全从金萧支队的《简讯》转载,有时也参考国民党的报刊如《东南日报》编写刊登。《抗日报》的发行,主要由地方党组织关系进行散发,读者以部队的指战员为主要对象;同时也利用当地开明士绅,如余逊斋等的关系,设法送往建德等国民党统治地区,还利用我们的内线,散发到敌伪统治区。
    《抗日报》为四开四版周刊。四版为本地新闻,辟有副刊《野火》,遇有重要事件则随时刊出或出“特刊”。如1945年3月7日,曾出版妇女政工队员们编的“三八”专刊。《抗日报》作为金义浦地区共产党组织的机关报和舆论工具,一直坚持到1945年9月部队奉命北撤。
    为了迎接抗日武装斗争的新高潮,急需培训大批军事、政治骨干。1942年11月下旬,八大队在溪华西边的山坞举办军政干部训练班。部队骨干和进步青年学生100多人参加学习,战地服务团相当一部分团员也进入训练班成为学习骨干。吴山民兼任训练班主任。政工室派出马丁和梅凯主持训练班工作。马丁任教育长,梅凯任指导员,陈家金任中队长,下设3个分队,分队下面是学习班发扬了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办得很有生气。原计划训练时间为两个月,但开学后二十来天,因12月10日日寇对我根据地进行的第一次大“扫荡”而提前结束。
    1944年7月,八大队在溪华、萧皇塘等地再次举办军政干部训练班,为期一个月。干训班分军事、政治和经济等3个队,陈雨笠任训练班主任,王平夷任教育长,马丁任政治指导员,施枚任生活指导员并主持日常工作。两次军政干部训练班的举办,为革命事业培养了许多军事和政治的骨干力量。
    为加强对群众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宣传工作,1943年春,八大队在战地服务团的基础上成立政工队,成员主要来自原来战地服务团及军政干部训练班的部分学员。队长胡益之(即胡华山,现名叶慈),副队长黄峰,下设4个区队。政工队建立后,在扩大对根据地群众的抗日宣传教育,组织群众锄奸保卫,发展与巩固农抗会组织,开展“二五”减租,调解纠纷,建立自卫队、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性组织以及随军工作,开辟新区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成为党进行群众性政治工作的突击队。正因如此,国民党当局把它视为眼中钉,提出要八大队撤销政工队。从策略上考虑,八大队作了让步,同意撤销政工队,实际上只把名称改一改,即改为民运队,而活动内容如昔。起初,民运队规模较小,称民运组,只有9个人,由高潮负责,以后逐步扩大充实,到1944年夏,已发展到20多人。民运组全体人员参加第二期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训练班结束后,民运组改为民运队,规模相当于原政工队,下设4个区队,民运队长由杜子文担任,高潮副队长兼支部书记。同年秋,何锡应(现名何斗)任队长,吴文桂接任支部书记,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为发动少年儿童也投入抗日救亡活动,配合大人们打击日本鬼子,1943年春,八大队在根据地吴店村,组织了20余名少年儿童,成立“南平抗日少年团”,先后由吴琳兴、吴璀桃、吴平任团长。不久,就近的后宋村、苦竹塘村也成立儿童团。
    少年团的孩子们,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力所能及的抗日救亡活动。他们积极配合八大队在吴店村办民众夜校,自编刻写教材,发动妇女、儿童学文化;印发传单,揭露敌伪罪行,颂扬八大队英勇抗日事迹;办“时代剧团”,自编并演出抗日剧目。
    有一次,八大队去义亭镇收缴投机奸商的布匹,少年团就先在义亭镇张贴标语:“爱国同胞团结一致,消灭日本侵略者!”“汉奸楼奇琨决没有好下场!”等等,然后他们帮助八大队战士收缴投机奸商的布匹,回来路上少年团“秀才”吴琳兴编了快板《八大队义亭大捷》,受到八大队领导肖江的赞扬和鼓励。1943年底,吴琳兴又编写出故事剧《佣工杀敌》,八大队派蔡昌志和毛英同志前去指导排演,在吴店演出后,效果很好。以后吴琳兴与吴菊芬等人合作,又陆续编出《小主人》、《送子参军》、《抓汉奸》、《大战吴店市》。时代剧团演出了这些自编的,和抗日根据地传入的剧目《秋瑾革命》、《小坚勇和浙保团打仗》等,颇受群众和战士的好评。此外,少年团还帮助八大队做了不少好事,如收集子弹供给八大队,站岗放哨检查行人等等。当时八大队新来的大队长李一群有感触地赞扬说:“少年团真了不起,也是一支不可小看的抗日队伍,还出不少人才哩!”
    在战争频繁的间隙,八大队的文艺生活非常丰富多彩。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唱歌,二是演戏。只要队伍一集合,或中队之间,或分队之间就互相拉唱,值星分队长和值星班长等差不多都会指挥唱歌。他们在被人拉得起劲时,往往把随身带的战斗指挥旗倒将过来,旗柄往头上一扬,笑哈哈高声道:“同志们,来一个就来一个,大家唱得响些,好不好啊?!”待大家一齐喊“好!”旗杆便在空中划来划去,指挥唱起歌来。当时战士们会唱的歌很多,大部分是政工队员教的,如《义勇军进行曲》、《游击乐》、《八路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新四军之歌》、《延安颂》、《延水谣》、《游击队歌》、《救亡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繁昌之战》等,有的同志还会唱《流亡三部曲》、《新编九一八小调》、《四季歌》、《歌唱八百壮士》以及浙东三五支队编的《墨城坞战歌》等。有些歌是“旧瓶装新酒”,就是根据原来的曲子,填上几句新词。例如抗日军政大学歌的第一句“黄河之滨”则改为“钱江之滨”,以适应地理环境,唱起来也更亲切。有一次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出版的《战斗报》上有首《送公粮》的歌子,那是苏北解放区传过来的,开头是:“小车子,辘辘响,老百姓送公粮……”。当时正值早稻收割之际,部队战士要动员群众交公粮,需要有个配合。但当地交公粮不用小车推,而是用扁担挑的。同志们就把它改为“扁担弯,谷满筐,老百姓送公粮……”。部队战士还喜欢应时应节地唱新歌,如《太行山之歌》,头一句是“红日照遍了东方”,这个歌,大伙爱在早晨唱。行军爬山时候,又爱唱《我们站在父子岭上》。打了胜仗,就来一曲《胜利了,哈哈哈》。走在街上,挺起胸膛,迈着正步,又是爱唱《新四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插秧种田的日子,《二月里来》就格外吃香。此外,八大队和坚勇大队在几次胜仗之后,战士们还编出了“八大队战歌”,如《莲塘潘战歌》、《钓鱼战歌》等。1944年5月,八大队在吴店村东的塘西桥附近伏击日寇取得胜利,战士们随后就编出道情《塘西桥头打鬼子》。这些自编的战歌和道情,不仅丰富了部队的文艺生活,还大大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八大队的文艺演出在根据地相当频繁。1942年,战地服务团曾在溪口、下宅、吴店等地演出话剧《重逢》和《雷雨》,由黄穗和张萌分别主演,吴挺、肖江等均参加演出。政工室也曾演出大型话剧《凤凰城》、《打日本鬼子去》,还上演过独幕哑剧,古装越剧。八大队和金义县部分领导如肖江、李一群、马丁、高潮、单越、梅凯、陈公侠均曾参加演出。1943年,政工队曾在集市中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和话剧《古城的怒吼》。1944年,八大队下属三中队为开展群众性的娱乐活动,自编自演了哑剧《魔鬼来了》、话剧《烂污兵》、越剧《平倭记》,深受干部战士和老百姓欢迎。1945年1月,八大队“金义剧团”成立,金义剧团编导股编印出剧本《桥头烽火》,三幕剧《莒城起义》、独幕剧《马母》,并在金义浦抗日根据地演出,群众反映强烈,产生了深刻的教育作用。
    丰富多彩的文艺生活,活跃了战士的情绪,融洽了军民关系,并使战士和群众都从中受到启迪和教益。
    对战士的政治文化教育,八大队领导也相当重视。由于部队战士大部分是农民出身,他们大多不识字或识字较少,政治觉悟不高,思想意识也不全健康。所以,部队领导一开始就在每个班配备了文化战士,他们负责维护班里的纪律及政治文化教育,同时向民众进行抗日救国的各种宣传。
    政治与文化教育往往同步进行。1943年,文化战士曾用一本以阶级教育为主的通俗读本《我们的出路》给同志们上课。有时课本来源困难,就现编现教。如1944年5月4日,一中队在萧皇塘驻扎时,文化教员毛英编了一篇课文:“资本家剥削工人,地主剥削农民,他们是社会的寄生虫。工人做工,农民种田,他们是新社会的主人。”并以战士吴红妹给地主当长工的事实,来解释“剥削”、“寄生虫”的意思,使战士深受启发。1943年11月,八大队为支援发展浙东抗日根据地和壮大浙东抗日武装,陆续抽调干部、兵员、武器、给养充实主力部队,由于当时金义浦根据地本身也有困难,引起少数同志产生埋怨情绪。针对这一情况,陈雨笠对八大队战士进行了“孵小鸡”的教育,由毛英编出文化课本《孵小鸡》:“老母鸡抱窝真辛苦,孵出小鸡一大窝,小鸡长大多生蛋,革命力量大发展”以教育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1944年4月20日左右,金萧支队到金义浦根据地休整,杨思一与战士一起席地而坐,听毛英上文化课,特别夸奖了《孵小鸡》一课。1945年5月,吴子刚也曾为三中队编印过文体课本1—4册,1—2册主要是识字,3—4册是造句联句及讲一些政治道理,并自任文化教员。后来,这4册课本被大队部采用,成为整个八大队的文化教材。有时教材也从四明山浙东纵队送过来。如1944年的《初级政治文化读本》,三字句,内容很丰富,其中有:工人与农民、穷苦的原因、新四军三五支队、四明山人民的大灾难、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挽救危机的办法、反攻靠谁、新民主主义、民主政府、苏联等36课。这些文化课本都是战士们丰富的精神食粮。
    到后来,八大队领导对战士文化政治教育已有更具体的要求。1945年1月,八大队党总支制订了《半年的政治文化教育计划》,具体规定教学目的、教学要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分工等。其中教学内容主要分政治和文化二大类,政治包括阶级、时事、思想意识和一般政治等课。文化包括国语(国文、应用、写作)、算术和常识(史地、自然、卫生)等课。政治课与文化课及各自的课程间都有一定的时间比例,政治课共150小时,文化课共125小时,这些课分别由马丁、王平夷、吴子刚、王影、施冠如、郑鲸、毛英、黄华等同志传授。教学要求规定:半年后不识字的能写普通便条,识字的至少能读《抗日报》和《我们的出路》,了解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多少以及抗战以后的大事,等等。
    在当时的战争环境里,由于战事频繁,学文化相当艰苦,只能在战事的间隙抓紧时间学习。有时不但课本来源困难,就是纸与铅笔也不易找到。战士们就“土法上马”,用小竹代笔杆,当中塞进棉花,再灌进烟灰水用来写字;有时以棒代笔,以地为纸,练习写字。有时为了在战斗环境中坚持学习,行军时把字帖在前面同志的背包上,后面的同志一面行军,一面认字。尽管条件恶劣,战士们还是掌握了不少文化知识,有的战士已能结合部队内外斗争情况给《抗日报》写稿。
    八大队的政治文化教育,提高了战士的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为革命事业培养干部人才打下了基础。
    第八大队一成立,任务就很明确:一面打仗,一面做群众工作。所以,对民众进行抗日宣传,不仅仅是服务团、政工队以及民运队等的专职任务,也是广大战士的应尽义务。
    在开始的年把时间里,差不多都是以中队单位四出活动。三中队首次活动去黄山,老百姓不知是什么队伍,未等他们到村子就逃匿一空了。这时,他们就把队伍停在村外,集中班里的文化战士把逃散到山里的村民叫回来,并向他们说明八大队是老百姓自己的抗日队伍,还同他们拉家常及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老百姓在消除了隔阂以后就自动前来问寒问暖。以后每活动到一地,战士们就利用乡村的戏台,点起煤油灯,吸引村民前来看热闹。待台前挤满人群,中队领导就上台讲演;从日本鬼子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讲到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欺压百姓,再讲到老百姓自己如何组织起来,赶走侵略者,保卫家乡……台下,我们战士杂在人群中不时地呼喊口号,群众也跟着高声呼喊,口号声响彻云霄。以后各班又散去做团结群众的工作,以现身说法说明组织起来的好处。同时,战士们还帮助房东挑水扫地和干农活,使老百姓真正体验到自己队伍的亲切。有时百姓们赶集,战士们就去集市做保卫工作,在集市中拿条板凳,往上面一站,就扬手高呼“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等群众看清周围有自己的队伍并慢慢聚拢时,就抑扬顿挫地演讲起来。除召开群众大会和集市演讲外,他们还召开地方知名人士和士绅会议,一面联络感情,一面宣传抗战形势和八大队的抗战宗旨,要求他们也团结抗日,共尽国民义务。
    除了以宣传形式鼓动民族意识,激起民族仇恨,达到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目的外,战士们还有意识地在老百姓当中树立自己的形象。每次部队在群众面前出现时,总是军容整肃,神态威严。战士们虽然衣衫破旧,但一身武装,不论是拿新式武器的还是拿大刀长枪的,个个精神抖擞,威风凛凛,特别是合唱着《游击队之歌》:“肩上扛着枪,手榴弹挂胸膛,好比猛虎下山岗……”时,更显得队伍的雄壮和威武,无形中增强了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和分量。当然,从敌伪顽特别是从日寇那里缴来的战利品更具说服力。1942年10月,八大队成立不久,一中队伏击到萧皇塘抢掠的9个鬼子,打死8个并把鬼子抢去的东西全都夺回。同时,把缴获的战利品,包括鬼子身上的衣裤,钢盔、皮鞋、绑腿、手表及雨鞋、文明棍等都放在溪华祠堂里公开展出。附近百姓都好奇地赶来参观,活生生的事实打破了老百姓对日寇的恐惧心理。群众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比国民党的千军万马要强得多。”这些宣传活动不但增强了平时宣传的效果,而且极大地鼓舞了群众抗日救亡的热情。
    八大队战士们通过这些现身说法的抗日宣传,在组织群众抗日,壮大八大队武装以及群众在经济上对八大队的支持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3年8月,八大队领导江征帆(肖江)和崔洪生等带领陈公侠中队越过铁路挺进东北地区楂林、大畈一带,创建了“陆军坚勇大队”(简称“坚勇大队”),开辟了诸义东抗日根据地。坚勇大队虽处在敌伪顽包围的艰苦斗争环境中,仍然不忘文化宣传工作,由黄行、张萌、孟珊君、何克强、陈影、楼萍等组建了一个民运队,开展教唱抗日救亡和革命歌曲等宣传活动。诸义东县委还在1944年3月创办了油印报纸,名为《抗日团结小报》。在诸义东边区的广大地区,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活动。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9月,八大队、坚勇大队奉命北撤,实行战略大转移,投入到伟大的解放战争洪流。义乌抗日武装从建立到北撤,在3年多时间里,为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仅第八大队就为党培养和输送了1400多名干部和战士,对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本文选自《义乌文史资料》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