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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县鼠疫流行始末

   鼠疫是鼠疫杆菌引起的在啮齿动物之间传播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通过鼠蚤吸血传给人类,传染性极强,病死率很高,故被列为烈性传染病之一。
  世界历史上曾发生过3次大流行。第1次发生于公元6世纪东罗马帝国汉斯汀王朝,波及整个欧洲,持续约50年,死亡约1亿人;第2次发生于公元14世纪,当时叫“黑死病”,波及欧、亚、非三大陆,仅欧洲死亡2500万人;第3次大流行,从18末开始,持续至19世纪。在这次大流行中,发现了病原体是鼠疫杆菌。24世纪40年代以后,全世界鼠疫流行的次数和规模较前显著减少,但在亚、非、美的许多国家仍不时发生。
  我国解放前曾有多次鼠疫流行的记载,从19世纪到解放前死于本病者不下百余万人。我省鼠疫流行据有文字记载的首发病例开始于1940年9月,终止于1944年5月,持续3年零7个月之久。造成此次全省性鼠疫大流行的直接有原因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期间利用人类发现鼠疫杆菌的科技成果,制造灭绝人性的鼠疫的细菌弹,以及染有鼠疫菌的跳蚤附属物体,并对我省宁波、衢州等地实施大量空投所造成的。
  义乌首发病例郦冠明,系铁路员工,于1941年9月2日在衢州染疫发病,病型系腺鼠疫。9月5日乘火车回义乌稠城镇北门街5号,至次日因病重不治死亡。郦死后不几日,在其住宅内外发现死鼠30多只,相继在郦四邻也发现大量死鼠。时隔一个月左右,在发现死鼠的地区就陆续出现腺鼠疫病人。人们得知鼠疫可怕,四散逃病,致使商情迅速蔓延扩散,波及整个稠城镇,江湾乡的崇山、井头山、下柳、徐村乡的塔下周、官塘乡的官塘,杨村乡的大水畈、张村、稠关、石塔鱼头、东河乡的横塘、何市头、山边程、雅堂,苏溪乡的徐家岭、蒋宅。大塘乡的东江桥、寺下,义东区的青口、平畴、楼山塘等32个农户,共计发病682例,死亡630人,病死率高达91.69%,其中尤以江湾乡崇山村更为严重,全村发病133人,约占全县总发病人数的1/5。
  鼠疫系烈性传染病,潜伏期为3-5天。当病人死亡,体温变冷,血液凝固,蚤类即离开尸体,又去他人或鼠类,因而造成鼠间疫病流行。病鼠死后,鼠尸变冷,其蚤类又一次扩散,重新寻找人类叮咬,这样形成一个:人间鼠疫-鼠间鼠疫-人间鼠疫的“人鼠共患圈”。
  郦冠明是义乌输入的第一个鼠疫传染病源,进而使稠城镇北门成为第一个鼠疫病源爆发点。9月6日后,北门街先后发生鼠疫病人83人,死亡71人。从9月至12月,先后在稠城镇范围现在的农协、共和、大众、保联、解放、车站、小三里塘、民主、建设、胜利、保卫11个村,发生鼠疫病人324人,死亡192人,造成空前的灾难。不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直至解放前夕,北门一带还有不少遗留下来的残墙断垣,一片凄惨景象。
  江湾乡崇山村是义乌县境内的一个大村,有900多户,近3000人。1942年秋季,崇山村的中医师王道生,接待了本乡井头山村的一位中年人,中年人苦苦哀求要王医师出诊为他家病人诊病。王随来人到了井头山,一户人家两个病人已奄奄一息,王当即诊脉开方,以安慰亲属。王回到家中5天后即出现淋巴结肿大疼痛,病势凶险,经治无效而死亡。当年10月崇山村就爆发了鼠疫大流行,人们扶老携幼,企图逃病。那知被日伪军知道了,他们怕鼠疫大流行,竟惨无人道地开来两辆汽车和100多日伪军,包围了崇山村,架起机枪,对准被拦截在一边的人们,接着将汽油倒在房屋柴草上,同时驱赶逃病的人各自回家去,随后放火烧崇山村。烈火照红半边天,日伪军不但不准人们外逃,也不准人们灭火和抢救躺在屋里的病人,人们惨呼嚎叫,悲愤欲绝,全村被火海所毁灭,生命被死神攫住。在灾难临头的当儿,王荣森、王荣棋两个有血气的青年,不顾烈火烧身,枪弹呼啸,冒着生命危险,抢前爬房灭火救人。正当他们奋力救火的当儿,日伪军的机枪对准他俩扫射,荣森被打断左臂,血流如注,荣棋被打穿了大腿,二人倒在大火中的血泊里,幸被村人奋勇抢救,免于烧死。
  日伪军一面放火洗劫,一面到处寻找病人进行杀害。宋凤珠一家四口人,丈夫和儿子都得鼠疫在床,凤珠见日伪兵拿着寒光闪闪的刺刀和熊熊的火把冲她家门而来,她迅即拴上了大门。只听一声撞击,门被打破,几个日伪军抢步进门,将汽油倒在房顶、室内、病人身上。凤珠见状,预感大验证临头,苦苦哀求,哪有人听取。只见日伪军将火把向病人身上一扔,关上房门,烟火顿时猛烧起来,父子两人活活被烧在屋里,连房带人,全成灰烬,连骨灰也未找到。她的女儿也染了鼠疫还能下床活动,被日伪军的医生发现,就把她拖到山坡的一间凉亭里,剖了肚皮做试验。剖肚皮的时候,凤珠正赶到那时,日伪军欺骗她说是给她女儿治病。不一会她听到女儿大声惨叫着:“妈,救命啊!妈,我没死啊!”
  就这样经过一天一夜的烧杀,崇山村被烧了500多间房屋,130多人被病魔、人鬼夺取了生命。
  20世纪初发生在义乌的这场劫难,延续时间之长,流行范围之广,染病死亡人数之多,在义乌历史上可说是空前绝后的。人们在总结此次惊世惨案的历史教训时,除了对日本军国主义这一罪魁祸首的大量声讨外,也不乏对当初人们因缺少科学卫生防疫知识,消极逃病进而导致商情迅速蔓延扩大的教训表示极大的遗憾。根据各地群众的追忆,就此次鼠疫大流行因素作点初探,以警示后人。
  逃病传疫  当时由于人们缺乏卫生科学知识,对鼠疫病的传播、预防和治疗都束手无策,加之日伪军当局惨无人道,一旦发现疫情,多采用焚烧疫点民房、家具作为防疫消毒的主要手段,因而引起病人及其家属的恐惧,得病后即往亲戚家中躲藏,匿疫瞒病,有病也不敢抱病治病。一旦有人发病,全村人外逃,其实在外逃人中早已有人染病,更加促使疫情的扩散。这是造成义乌鼠疫大流行、大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
  探病染疫 发病之初,由于人们对鼠疫传播及其危险没有科学认识,一旦亲人有病,就相互探视,结果引火烧身。如桥东乡东江桥村的楼妹,听说母亲得病,就回北门探视,结果自己染上鼠疫,不日死亡,还扩散传染给东江桥村的9人得病、9人死亡。石塔鱼头的龚美宗也是到稠城探望他的亲戚楼正发而被染病,自己死亡,又传染了全村11个人,也全部死亡。江湾乡井头山村王三妹到稠城镇的民主村探望吴凤仙而染病,不但自己身亡,全村还继发病人11人,全部死亡。
  抬棺染病及其他 鼠疫病人死后传染性还很强,一是因为尸体变冷,蚤类离开尸体,再叮他人;二是病人尸体往往因腺鼠疫淋巴结破溃,污染衣物、棺木,健康人帮助成殓、换衣、抬棺即被传染。如稠关村的一个健康人到东江桥帮助抬鼠疫死者楼妹的棺材而染病,回村后不久自己身亡,且又传染了11个人发病,其中10人死亡。
  也有医生为病人诊病而染疫。除崇山村的王道生中医师为井头山村的病人诊病而染疫外,东河乡雅堂村的刘显良医师也是为何市头村的何其清诊病而染疫死亡的。还有一位由当时中央政府和全国红十字会派驻义乌的鼠疫防治大队负责人名叫刘宗歆医师,他在全县各疫点做了大量组织、宣传和防治工作后,由于防护消毒不严,终于也被染病,于1941年12月30日牺牲在义乌大地上。
  也有做工接触病人而染疫的。如苏溪乡徐家岭村的王金兰到稠城镇做工而染疫,回到家中,不日身亡,继而全村发生病人24例,全部死亡。
  还有剥食老鼠而染疫的。如青口村吴高富到寺下村看到有很多肥胖的死鼠,其实寺下有人、鼠间鼠疫流行,死鼠即病死鼠。吴拣来几只拿回青口剥食,全家5口人食肉,5人都得病,全部死亡。贪吃一口肉,搞得家破人亡,悲惨至极。
  1941年至1944年义乌地区鼠疫病人的临床分型,共有3种类型,一是“腺鼠疫型”,发病人数656例,死亡599人,病死率91.31%;二是“肺鼠疫型”,28例,全部死亡,病死率百分之百;三是“败血型鼠疫”,2例,全部死亡,病死率百分之百。
  鼠疫系一自然疫源性疾病,可在人类不干预的一定的地理范围内,在鼠间发生、发展或消失。一旦人类进入该疫源地,便很快被染疫或扩散成继发必疫源地。
  原发性疫源地有活动型和稳定型之分。后者的特点是:其鼠疫密度大大下降,鼠蚤指数也有所减少,但鼠蚤体内往往保存复燃的可能。义乌地区1941年至1944年,为时4年的鼠疫流行,属于输入型的继发疫源地。尽管流行于4年之久,但1944年后的一段时期,仍有再发的危险性存在。对此需要作一些调查研究和防疫检测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级人民政府为此作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防治工作。
  一、组织措施。1951年省卫生厅、省鼠防所以及义乌县人民政府、县卫生院防疫股共同组成鼠疫调查组。1956年至1959年浙江省鼠防所章树津所长、张锡麟医师,金华地区鼠防站童如茂医师等3名防疫人员,义乌县防疫站成立了鼠防组,有刘书臣、王晋芬等3名专业人员,与省、地专业人员组成义乌县鼠防组,展开全面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一是查阅省、地、县解放前的大量档案资料;二是深入每个历史疫点,进行鼠疫病人个人档案调查。历经4年,终于初步查汪清了义乌鼠疫流行来龙去脉。
  二、鼠间疫情检测。为了检测鼠间疫情,从1951年开始,每年组织专业人员对疫区的村、镇搜集病鼠、死鼠,建立了自毙鼠、病鼠报告制度,印制了报告卡片,逐只进行病原体的检验;训练了群众灭鼠员200多人,大力宣传了鼠疫的危害和防治科学知识,发动群众消灭老鼠,捕捉活鼠送防疫站进行病理病原检验。检验方法,1953年前,因限于条件,仅做鼠体病理解剖及脏器直接涂片检验病原体,1953年后进行鼠体解剖和细菌培养、分离病原体,动物接种及生化试验。自1951年到1963年,12年间共检验鼠类22440只,均未检出鼠疫杆菌。
  三、进行了杀鼠灭蚤工作。自1951年到1963年,大全县范围内,结合反细菌战和爱国卫生运动,大量消灭了鼠害,共计灭鼠4216000多只,使鼠的密度从1951年的12.97%,下降到1963年的6.76%。通过爱国卫生、改善环境和每年春季大力开展药物灭蚤,使蚤总指数从1954年的3.75下降到1957年的0.626。
  四、大力开展鼠疫菌苗预防接种工作。1951年到1965年的14年间,在全部疫区及其外围地区应注射的人口中,共计注射530888人次,接种率高达91.75%。这是预防、控制直至消灭鼠疫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由于采取了以上各项预防、检测措施,长期控制了鼠间和人间鼠疫的发生。通过大量的检鼠检蚤,均未发现鼠杆菌,反映了义乌地区的鼠疫疫源地已进入稳定期,可以认为原来的疫区内已消灭了鼠疫传染源。
            本文选自《义乌文史资料》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