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宋神宗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命名的《资治通鉴》，是“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它是北宋大学士司马光花费１９年心血撰写成的编年体通史，上起战国，下迄五代，贯穿１３６２年历史，是堪与《史记》相媲美的又一创举。千百年来，有３个义乌人与这部鸿篇巨制交织碰撞。
    “儒林一杰”黄 ：为《资》题跋
    义乌籍人士黄 ，是元代“儒林四杰”之一，在《资治通鉴》的原稿上有他的亲笔题跋，全文如下：
    “温公（司马光）于通鉴书晋永昌元年事，视此尤为详备，此特其初稿耳，而作字方整，不为纵逸之态，其敬慎无所苟如此，宜其十有九年始克成书欤。今之文人，类以敏捷为高，贵轻扬而贱持重，使温公复生，未必能与之相追逐也，展玩之余，惟有掩卷太息而已，至正元年夏四月二十三日后学黄 书。”
    综观黄 的题跋，运笔如行云流水，文约事丰，对司马光的治学精神极感钦佩，并为后人只求速度不求质量的浮躁心态感到痛心与惋惜。书法也功力独到，自成一体。粗粗一看，运笔似乎不甚经意，细细品味，却“自有一种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出天趣于平和之中的神韵。”
    黄先生为何能在史学上最负盛名的《资治通鉴》原稿上题跋呢？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黄 生活在元代，离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宋代，相隔时间并不长；二是他文思敏捷、博学多才，是元代“儒林四杰”之一，当时，四海之内，上门求文拜师者络绎不绝，因而完全有资格在《资治通鉴》上题跋，当然也有可能是国史馆主动邀其题跋；三是他在史学上多有建树，至顺二年（１３３１），黄 应召进京入朝，调任翰林应奉，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至顺八年（１３４９），朝廷又下诏编修《后妃功臣列传》，并任其为总裁官。在此期间，黄 遍寻史料，而对《资治通鉴》又特别敬仰，于是欣然在其上题跋。
    为了影印黄 的题跋，《义乌市志》主编吴海潮等人上演了一出“万元难买一拍，得来不费一分”的好戏。前年４月，他们一行人到北京国家图书馆要求影印，按照常规，影印一拍要８０～１６０元。编辑部的人为了求得这一资料，预备出最高价１６０元，但图书馆方面说“你出一万六也不行”，因为当时地下书库与地面温差太大，一上一下对古籍善本保存极为不利，据专家测定要使古籍“折寿”７０多年，编辑部的人费尽口舌也无济于事。直到去年，在方志专家仓修良先生的鼎力相助下，他们才了却了这一夙愿。
    史学家吴晗：为《资》标点
    义乌还有一位人士与《资治通鉴》有着莫逆之交，那就是为它标点的吴晗。
    １９５４年冬，毛泽东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对义乌籍的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边说边亲自把标点《资治通鉴》的重任交给吴晗，不久，他又向吴晗提出：“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
    吴晗经过一番苦思冥想，找到了清人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但此书需要改绘。毛泽东便把此任务也交给他来组织。
    同年１０月，吴晗在中国科学院第三历史研究所召集范文澜、翦伯赞等专家讨论标点《资治通鉴》和改绘《历代舆地图》的工作，并成立了相关小组。
 面对卷帙浩繁的巨制大作，吴晗召集全国一流文史专家从事这项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心血积累，１９５６年，标点过的《资治通鉴》正式出版。从此，在毛泽东住所的藏书中，又多了一部由吴晗等人组织标点的《资治通鉴》平装本，此书伴随他走过了后半生的旅程。同时，在吴晗等人的努力下，此书复制出版，化身千百，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农民骆春生：挑战胡注《资治通鉴》
    除了黄 、吴晗这两个名人外，义乌更有一名不见经传的村民，就《资治通鉴》的技术问题与大人物较真，他叫骆春生。
    骆春生只有初中文化，平时爱看书，他不崇拜权威，大胆地对胡注《资治通鉴》“挑刺”。全面注释《资治通鉴》并有杰出成就的，要首推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简称胡注。胡注《资治通鉴》以“精密”而享誉古今，自１９８７年出版以后，短短几年时间，已重印５次。
    骆春生根据二十五史，对《资治通鉴》缩印本的干支、文字、断句等方面的不足，作了全面的比照，发现了２０００多处错误，于是，他撰成干支勘误６９６条，文字勘误７３８条，断句错误５５０条。他把这些错误汇集起来，集撰成《资治通鉴缩印本勘误》，送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人非常佩服他，与他保持了书信往来。
    前不久，骆春生在一次事故中不幸遇难，这让《义乌市志》的主编吴潮海非常痛惜，因为骆是他最得力的助手。
    义乌人与《资治通鉴》的三次亲密接触，反映了几代义乌人的聪慧，也是金华自古就有“小邹鲁”之称的又一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