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共产党宣言》，仅用两万余字即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阐述了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它被推崇为共产党人的“圣经”，不断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红色之源。 　　90年匆匆逝去，但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正在阔步前行……在中共建党90周年来临之际，在纪念陈望道诞辰120周年的日子，我们来到地处上海黄坡南路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在这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与他有关的译著和著作。由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部中文全译本下面，书写着这样的文字说明：“1920年9月，在上海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国家一级文物。”由他编辑出版的刊物《劳动界》，说明文字为：“1920年8月15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面向工人宣传革命思想的通俗刊物《劳动界》，国家一级文物。”其中在《劳动界》的首页，即是陈望道所著的文章《平安》；从第8期开始即是由他主编的《新青年》……　　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根据《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记载：1920年5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人，以《新青年》编辑部为中心，组织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8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其中，陈望道就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17名成员之一。1920年8月22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陈望道又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负责人之一。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我党成立最早的党组织。对此，陈望道在《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一文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前，陈独秀、李汉俊、李达和我等先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对外的公开名称，内部叫共产党，有组织机构，有书记，陈独秀就是书记。”　　“因此，陈望道可以称得上是党初建时期的最早参与者之一。”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研究中心研究员的余子道，曾是陈望道的学生，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复旦大学新闻系第一届毕业生。1952年，他自复旦大学毕业后即留校从事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久转为党史研究。　　回忆起自己的恩师，余子道自是感慨万分：陈望道在我党的初创阶段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如果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那陈望道可称得上是我党初创时期在陈独秀身边的一员大将。当时参加党的创建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但核心人物主要是“两陈两李”，“两陈”即陈独秀、陈望道，“两李”是指李汉俊、李达，无论从创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是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他都全过程参与。　　在“一大”会址，陈列着由陈望道编辑的《新青年》。该杂志被陈独秀改为党的公开机关理论刊物后，改刊后的第一期——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即由陈望道参与编辑。1920年12月16日，陈独秀应粤军司令陈炯明之邀去广东主持教育工作，他就把《新青年》交给陈望道负责。从1921年1月1日出版的第八卷第五号到第九卷第四号，出版了8期，陈望道都是主编。此后，因被法租界捕房查抄勒令迁出上海，《新青年》编辑部由公开转入地下。　　当选”一大“代表　　然而，就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陈望道却没有参加”一大“，这是为何？余子道说，陈望道虽然未参加”一大“，但在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筹备党的”一大“时，陈望道已经被推选为上海地区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他之所以没有参加”一大“，这事与陈独秀有关。在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筹备党的”一大“时，陈独秀和李汉俊为审批组织活动经费一事，发生了争执。　　在当时，要领取党内活动经费，必须经过书记陈独秀的签字。但陈独秀并不知道组织中还有多少经费可用，不清楚经费的收支情况，他只管签字。于是常发生领取人拿了陈独秀批的条子，而李汉俊这儿已无钱可支的事。李汉俊意见很大，让陈独秀不要乱批条子。陈独秀为此大发脾气。这事波及陈望道。陈独秀写信散发说，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他的权，想当”书记“。那时留学日本的施存统接到陈独秀的信后很生气，即给李汉俊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批评李汉俊、陈望道他们，说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你们就先在那儿争夺起书记来了。　　陈望道看了施存统的信，大怒，他坚决要求陈独秀出来澄清事实，并作公开道歉。但陈独秀一向”大家长“做惯了，不肯道歉。陈望道一气之下就提出了脱离组织的请求。这样，他就没有出席党的”一大“--虽然此前他已被推选为上海地区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　　”虽然没有能够参加中共一大会议，但这也并不影响陈望道在我党创建中所起的作用，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特别是由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是中国近代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这一贡献是光照千秋、载入史册的。“余子道说。　　出任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　　中共”一大“召开之后，1921年11月间，遵照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批示，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为第一任书记。　　1922年，为纪念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生104周年，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先后两次举行演讲会和纪念会。陈望道此时虽与陈独秀发生矛盾，但他仍然积极参与这些活动。在1922年4月30日，他随中央书记陈独秀前往吴淞出席中国公学马克思学说演讲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说。5月5日，中央上海地方委员会以上海学界名义假北四川路怀恩堂正式举行纪念会，陈望道到会发表演说，介绍马克思的学说。同时，他还参加了上海的工人运动，到企业组建工会等。　　走进地处上海老成都北路的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的中共”二大“展厅内，迎面便是一张刊于1921年9月1日《新青年》上的《人民出版社通告》，其中有署名为陈佛突(即陈望道)翻译的恩格斯著作《空想的与学科的社会主义》；还有一张由陈望道创作的《太平歌》，歌曲背面是《恭贺新年》，这便是1922年1月28日，上海党组织在街头散发的革命传单《贺年贴》。　　中共”二大“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举行，在”二大“会址纪念馆旁边，就是一座”平民女校“旧址展厅，其中陈列了平民女校历史沿革以及平民女校教员和学生的相关内容，陈望道的肖像即悬挂其中。1922年，陈望道曾在这里当教员。　　邓小平署名回到党内　　1922年下半年，陈望道正式提出辞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职务。在党的”三大“召开以后，陈望道正式离开党组织。为了让陈望道取消退出党组织的念头，党组织曾指派沈雁冰劝说。但陈望道坚持要求退党，并表示”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　　事实也证明了陈望道的信仰。陈望道虽不满意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与陈独秀意见不合而退了党，但他依然接受时任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委派对党组织交予的各项任务，一如既往坚韧不拔地去完成。如在1923年秋季，陈望道受陈独秀委派到当时被称为是红色学府的上海大学工作，先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再任代理校长兼任学务长。1925年在上海发生的著名的”五卅“运动，上海大学便是主力军，当时几乎所有的上海大学学生都参与了运动。　　”虽然离开了组织，但只要是党的工作，一定尽力去做。“(见《陈望道传》邓明以著)。这就是陈望道的心声。也正因为如此，在1929年秋，陈望道还兼任了当时由中共地下党开办的中华艺术大学校长一职，直到1930年5月24日中华艺术大学被当局查封。　　最终，陈望道于1957年6月19日，正式回到中共党内。同意接受陈望道入党的文件，是由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邓小平署名的。但中央没有立即公开他的党员身份。1973年8月，陈望道的中共党员身份正式公开。在陈望道逝世三年多时间后的1980年1月23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上海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为陈望道同志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龚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