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管理监督体制机制，增强各有关管理部门战略协同，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国资国企要进一步突出战略协同，加强“一盘棋”建设，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新的力量。

国有经济战略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不仅是中央企业面临的任务，也是地方国资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是推动国有资本向基础产业集中，需要国有资本战略协同。基础产业为我国加工产业提供原材料、动力、基础条件和基础设施等，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对其他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是其他产业部门发展的基础，涉及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领域，具有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短期效益较低，以及其价格波动可能对国民经济价格总水平形成较大影响等特点，需要国有耐心资本长期投入，并不断升级。长期以来，中央企业在跨区域、跨流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重要能源、资源开发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地方国有企业特别是市县级国有企业在城市基础设施，如市政、供水、公共交通等公共领域发挥主体作用。在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大中小型国有企业既要立足自身产业定位，又要加强整合，形成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建设合力，发挥我国国民经济长期健康发展“顶梁柱”“顶得住”作用。

二是推动国有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需要国有资本战略协同。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国民经济产业转型升级起关键引领作用，但也存在资金投入大、风险高的特点，目前仍然需要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大型企业发挥引领作用。当前我国国有资本相对集中，特别是中央企业以大型、特大型企业为主，2023年底，100余户中央企业总资产为86.6万亿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国民经济跨越式发展的主要任务必然需要国资国企主导完成。国资国企资产优化重组、优化资源配置，是实现国资战略协同，加速推进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的重要手段。国务院国资委2019年以来共推动4组7家中央企业、116组347家省属国有企业以市场化方式实施战略性重组，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力度，积极培育5G网络、数据中心、物联网、电网电力、航空航天、先进轨道交通等新型基础核心产业链和关键环节，为构建我国现代产业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是强化科技创新，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需要国有资本战略协同。科技创新是百年变局下的“关键变量”，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最强动能”。新时代以来，国有企业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推动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双轮驱动”，重大科技创新和重大工程取得丰硕成果，科技创新驱动力进一步增强。目前，中央企业建成700多个国家级研发平台，拥有全国重点实验室91个，7个创新联合体，累计投入研发经费超过6万亿元，年均增速超过10%，取得了以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北斗导航、5G应用、国产航母等一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科技成果。地方企业也在应用科技、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积极推动中央、地方国资协调，要进一步集中优势资源，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加快在重要领域和节点实现自主可控，持续推动基础固链、技术补链、优化塑链、融合强链，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当前全国国资虽然资产量大，但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

一是不同监管主体下的国有企业存在过度竞争现象。由于国资分级监管体制下，各国资监管机构都对所监管企业负有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责任，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国资产权分割的局面，也必然形成不同的国资监管机构监管的企业之间出现内卷式竞争。高度竞争虽然从客观上促进企业提升管理、强化创新，但过度的无序竞争也形成资源浪费，对产业发展的破坏作用更为明显和巨大。

二是区域国资过度竞争。我国在许多区域都存在资源构同的问题，导致区域产业发展方向趋同，加之在国家产业发展政策主导下，不同地区、不同监管主体国资企业“跑部钱进”，抢项目、争落地，形成区域产业构同与竞争。区域产业构同本质是一种重复投资，一方面可能造成投资浪费，另一方面形成配套不足、竞争加剧、效益降低的局面。

三是基础与前瞻性产业投入不足。跨区域、跨流域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其投资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一般由中央企业负责建设，但高技术共享性新基建投入与我国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仍有一定差距。省、市级国资资产体量相对较小，不同地区差异较大，部分一线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因招商更容易、财政支撑力度较大等因素，建设标准较高。同时，更需要产业引导的欠发达地区财政能力较弱，基础设施不健全，发展能力差，并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前瞻性产业投入，一般以企业为投入主体，存在企业能力、机制问题和风险承受问题，更需要前瞻性产业投入的欠发达地区还受市场、熟练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多方面不足影响，发展困难因素更多。

四是县市级国资欠账较多，产业引导能力较弱。分级国资监管体制下，很多县市级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国企资产存量较少，优质资产不多，企业市场竞争能力较弱，造血能力较差。但这些地区国资仍然承担基础设施维护改造、公交运营、供水、市政等公益性任务。在产业引导力较弱的条件下，这些地区和城市既难以引入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又必须承担起公益、保障任务，激活县市级国资国企，发挥活力、影响力和带动力仍需通过全国国资“一盘棋”进行通盘研究考虑。

要完善国资体制机制，强化国有资本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功能，提升国有企业功能价值，高水平实现经济属性、政治属性、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　

一要以国资规划引领国家重大战略发展任务的实施。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晰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完善主责主业管理，明确国有资本重点投资领域和方向”的重大部署，国有资本改革发展规划必须充分体现国家战略导向、战略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点领域和重点任务中发挥出主力军作用。要加强不同监管主体下国资国企主动性战略协同，加快全国国资“一盘棋”调整存量结构，优化增量投向，加强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领域的投入布局，增加医疗卫生、健康养老、防灾减灾、应急保障等民生领域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增强重要能源资源托底作用，切实维护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二要将构筑新质生产力作为国资战略协同发展的核心要素。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精神，国有企业要以战略协同、市场协同突出创新发展，充分发挥大中小企业各自的创新优势，完善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合作机制。要强化资源整合，构建不同国资监管主体下国企合力攻坚、主动突破的联动攻关体系，建立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孵化机制、产业化机制和市场应用推广机制，强化创新策源，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基础上的产业创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新优势，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此外，不同监管主体下国有企业要加强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协同，共同培育对外竞争优势，避免国际市场恶性竞争，当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排头兵，以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深入参与国际循环。

三要以战略协作加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促进不同区域不同管理层级国资国企的战略协同，要进一步主动围绕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雄安新区、海南自贸区等建设过程中发挥中坚作用。要加强国资协同，加快“新基建”进程，既发挥中央企业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优势，又要提高地方国资加强市政民生投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避免重复投资和低效投资，为我国产业现代化和改善基础民生筑牢根基。此外，还要加大中央企业、发达地区地方国资对老少边穷地区国资协同力度。

四要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系，形成国资战略合力。增强各级国资监管机构战略协同、政策协调，促进不同监管主体下国资国企战略并购、相互持股，形成国资监管运营工作合力。同时，要进一步健全经营性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和集中统一监管制度，打造专责专业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深入推进专业化、体系化建设，引导企业依法合规经营，实现国资国企治理现代化、监管高效化。

五要促进不同所有制企业竞争、相互借鉴，促进共同发展。通过所有制资本间的共同发展和有效制衡，进一步促进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实现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来源：浙江国资